第281章 朝歸倭附（十四）君權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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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中央乃及地方各機關各行政首長。這在明代是不可能的，是違法的。

明代皇帝命令必先分別發與六部尚書，這相當於今之行政院的各部部長，不過明代皇帝像是自兼了行政院長而已。

明代又在每一部尚書之下都設有專門的諮議顧問之類，謂之六部給事中，他們有權反駁皇帝命令，只要他們不同意，可以把皇帝上諭原封退回。”

方誌遠《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執行機制》中也說：“皇帝詔令的起草，諸司奏啟的批答，如未經內閣票擬，則被稱為中旨、手敕、或‘內批’……不符合正常程式。”

朱永嘉《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同樣說：“皇帝詔令的起草，如果未經內閣票擬則被稱為‘中旨’、‘手敕’、‘內批’，那就不能算作法定的正規檔案下達……票擬成為決策過程中正規的、不可或缺的辦事程式。”

往往有論者每見票擬者，便提出宦官批紅一事，以證臣權於決策之影響力微乎其微。而宦權為皇權之延伸，故以此論君主之獨裁。然則此說並不成立，因為所謂宦官批紅，仍需遵循制度，並非可以肆意妄為。

李伯重《明代後期國家決策機制研究》中說：“在正常情況下，凡章奏，司禮監必須奏送御覽，大事由皇帝親批。皇帝的批文要書寫在章奏當中，稱‘聖批’。

宦官批紅與聖批不同，一是宦官所批為庶事；二是批前要經內閣調貼；三是由司禮監的眾太監分批，不專屬一人；四是要遵照閣票批紅；五是批文書寫於章疏邊旁，僅只作為皇帝做決定的參考。

其中內閣調貼為關鍵，故宦官批紅又稱之為‘調貼批’。未經內閣調貼，宦官擅自批紅視為非法，六科得以封駁。”

可見內閣——即臣權之一部分，於大明決策之中佔重要地位，故從制度或者說習慣而言，不可說臣權恆弱，而君權恆強。

除內閣於決策之中所發揮之影響力，明代但凡遇軍國大事，皆遵循“大事必集議”之傳統，故以廷議決策。這一點，於明史職官志“六科”中記載的“大事廷議”可知。

所謂“大事”，實際上包括以下事項：一、議立君；二、議郊祀；三、議典禮；四、議封爵；五、議親藩；六、議大臣；七、議民政。

廷議制於明初，君主凡遇大事，皆會親自主持並與群臣商議，此時的決策權為君主主導，但臣權亦可於決策之中，發揮一定作用。

到了英宗時期(尤其是早期)，因為皇帝久居深宮，故廷議由大臣主持舉行，並且從此成為定製。而大部分的軍國大事，其決策皆出於廷議。

在《論中國古代廷議制度對君權的制約》對於廷議的統計：

“《明會要》卷45《集議》所載廷議件次共101次(一事複議及有關廷議制度的內容除外)，其中有13項被君主否決或不報(沒有下所司施行)。

這13項中，最多的是宗廟、典禮兩項。廷議宗廟事有14次，其中5次被否決(含不報2次)；典禮共11事，其中2次被否決。君主否決廷議的件次佔廷議總數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二左右。”

如此看來，廷議對於軍國大事的決策，確實有很大的影響力。而這一影響力，整體來看還是在文官大臣手中。縱使偶有君主否決廷議之事，也主要為宗廟事宜，換句話說就是皇室內部事項。這樣一來，又怎可說明代君主在決策一事上獨裁呢？

既然論及廷議，那就該進而論及廷推之制，即廷議之中“議大臣”一項，以此論明代君主之用人權。

何為廷推？即為明代簡拔要吏之制，由朝臣共同議定高階官員人選。

《明史》是這樣解釋廷推制度的：“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會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以下，部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