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朝歸倭附（十四）君權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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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以解除。故所謂相權牽制君權論，也就不攻自破。甚至可以說，宰相只是君主集權的一種手段。

再以秦檜為例。女真以送還高宗之父的棺材，以及釋放其母親並歸還河南地區，作為宋朝貢獻歲幣及承認自身為金國之附庸的條件。高宗本人樂意接受。

然而朝中反對甚是激烈，加上手握兵權的大將主戰，讓高宗和議之意願難以貫徹。而高宗的解決方法，則是將秦檜扶植為權相，即是唯一的宰相。再授以秦檜負責和談之權，使其餘官僚不得插手。

加上秦檜將主戰的三大將召回朝中，使其與軍隊隔離，除了將軍隊重新置於朝廷的控制之下，更將主戰聲音的影響力抹去。

這些都使高宗的和談意願得以貫徹，並解決了高宗夙夜擔憂的將領權重問題，使朝廷權力得以鞏固。而在秦檜死後，這些已增長的權力，便轉移到高宗手中。

高宗更以打擊秦氏家族作為“消除秦檜擅權流毒”的手段，提高自己的形象以及地位。然秦檜所行之事，實則為高宗之意願。

由此可見，所謂權相，也不過為皇權集權過程中的代理人，以及君權鞏固過後的替罪羊。

再者，相權仍需以皇權作背後支援，雖不能說相權與宦權相同，皆為皇權之延伸附庸，但其仍需要君權之支撐，故所謂相權制約皇權一說，實在難以成立。

舉個例子：1134年，高宗因為困惑不解而直截了當地向張浚發問：“我和宰相討論問題，只要稍微有點兒不同意見，他們就會那麼輕易地要求辭職。這是為什麼？”

張浚回答說：“只要陛下您把跟宰相之間的不同意見透露出來一點點，論者就會嗅到您究竟贊同哪一邊，於是寫文章來支援它，並攻擊那些意見不同的宰相。在眾人的攻擊之下，宰相沒有其他選擇，只有請求辭職。”

可見，宰相之權，若無君權之支援，甚至只是宰相意見與君主意見相左，便只能請辭。

綜上所述，君相關係可以得出三點概論：

其一，朝廷權力並非變數，故二者並非此消彼長的對立關係，相權制約君權一說，難以成立。

其二，相權之膨脹可為君主之集權手段，相權之膨脹並不能制約君權，宰相甚至可謂是助長君主集權之代理人及替罪羊。

其三，相權需要君權之支援，故所謂相權制衡君權一說，實屬無稽之談。因此，若僅以太祖廢相便論明代君權270餘年皆為空前膨脹，不可取也。

但同時必須承認的是，太祖廢相後，乃至成祖時期，皇權確實有所加強，甚至可以說在一段時期內，達至了歷朝歷代的君權巔峰。

只是，這其中的緣故並非君權失去了相權的制衡，而是皇帝本人以日夜勤政作為代價，是他不需要透過宰相而直接進行集權的表現。這樣做看似使君主擁有無限大的權力，但實質上卻極度依賴於皇帝本人的能力。

故當後世皇帝怠惰而久居深宮，無法如太祖一般勤政英明時，其對權力的掌控自然就會大幅減低。這就解釋了為何後世君主，尤其如原歷史上萬曆等怠政之君的權力，始終無法恢復於洪武、永樂朝之皇權巔峰之因。

這就得出一個結論，既廢相一舉於後續而言，對君權膨脹與否並無重大影響。故所謂臣權與君權之間關係，乃至臣權與君主專制之間關係，應撇除相權之成分，僅以臣權——即文官集團的權力與皇權之關係來討論。

那麼先從決策權來看。名義上，明代皇帝掌有最高的決策權，主要表現就是所謂的批紅。然而，明代皇帝的命令必須經過六部尚書，而其下的六科給事中則有封駁之權，且皇帝命令必須要有內閣票擬，否則即為不合法。

錢穆《國史新論》中說：“(清代)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書房軍機處發出，而且可以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