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朝歸倭附（一）難在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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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門召集臣僚，鄭重闡述了他所制定的對外政策總綱領：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

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門頒佈詔令，這裡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國的使節。重要的是，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論述王朝對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現實的外交思想。

其實與後來刊印的《祖訓錄》比較，這裡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說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續。

首先，他為王朝確定的對外政策是“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顯示出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立場。然而，對外政策的基調又是和平的：“不可輒自興兵”，這裡明確說明了興兵征討的標準，是“為患於中國者”。

其次，他引用古人之言，說明自己沒有擴張領土的野心，認為對外擴張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更會因勞民導致禍亂萌生。“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則鮮明地表示出對於出征擴張行為的鄙視。

最後，太祖將物件一分為二，又一次提到對海外國家“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的基本方針。

但在宣佈對外政策的重要抉擇以後，他同時又表明西北的蒙古才是心腹之患，不能不謹慎防備。直接說明將元朝北去的殘餘勢力看作新王朝一大心病，將北部陸上作為王朝軍事防禦的重心。

到桑榆晚景時，太祖於洪武二十八年將進一步修訂完成的《皇明祖訓》刊佈於世，列於《祖訓首章》的對外關係，也就成為有明一代帝王的金科玉律，成為明朝子孫世代必須遵行的基本國策之一，以成憲的方式留存於世。

為了讓子孫後代明確世代不與交戰的國家，也就是明太祖所說的“不徵諸夷國”，他在《皇明祖訓》中把它們的名字按照方位一一羅列出來。

十五個國家之前說過，就不再列出，但這裡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即使在《祖訓錄》中完全沒有提及的日本，雖然當時已經明確在絕交之列，卻也沒有被排除在外，同樣被列入了不徵的範圍以內。

這無疑說明了明朝對於外國，無論建立朝貢關係與否，也無論為友為敵，是採取了一律“不徵”的態度。這就不能不使人對於明朝初年以“不徵”為特徵的對外關係的和平理念有了一個深刻印象。

後人如此，明人只能更甚。

然而朱元璋主觀意識雖然很美好，但現實發展就不那麼順利了，安南、高麗(朝鮮李朝前身)先後出了問題，都與大明出現了激烈的矛盾。

不過這兩國當時與大明的問題本書前文已有所述，這裡就略過不提了，直接說第三個出問題的國家，也就是當前高務實認為因“不徵之國”思想限制得最讓他棘手的日本。

明初與日本的交往，起初經歷與其他國家相同，即大明透過外交文書告知“四夷諸國”而建立關係。然而，與日本的交往和其他國家不同，表現在兩點上：

一是歷史的，即元朝出兵征伐日本失敗的陰影不散；二是現實的，當時日本海盜侵擾問題持續不能解決。

在洪武四年萊州府同知趙秩出使日本以後，根據《明實錄》，出現了“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並僧九人來朝，並送回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