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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心,柳成龍也想保住南人黨的戰績,以便在接下來的黨爭中掌握主動權和發言權。所以,作為南人黨成員的柳成龍才會指責李恆福“何為輕發棄國之論乎?”
彼時孤立無援的李恆福顯然無法與之抗衡,只得退後不語。
南人黨中的第二種意見,便是以李德馨為代表,贊同“播遷”而對“內附”之事持中立態度的黨人。
南人黨成員李德馨主張向咸興方向播遷,他認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鏡一道而已,咸興府兵多糧廣,足以據守”。
但西人黨成員尹鬥壽反對播遷此地,尹鬥壽對此提出三點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則退住之處,只有三件。急往寧邊,繕修器械,召集江邊士兵以守之,事急則向義州,赴訴天朝,以明仍賊入寇之說,上也;
遠向江界,集諸郡之兵,嬰城固守,則可至一二月,事急則江界下游即鴨綠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國寬甸堡,二也;
咸興形勢,臣所備諳。城大而地,四面無險,欲召士兵,則北路必乘虛入寇,欲向南道,則道路險絕,未易等過,賊踵其後,必成圍困,此決不可行也。”
尹鬥壽曾擔任過平安監司,而平安道與咸鏡道相鄰,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尹鬥壽對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咸鏡道咸興的地形之時,有理有據,且十分具有說服力。
不止尹鬥壽,同屬西人黨的鄭澈也堅決反對播遷和內附,當李昖問及鄭澈江界的情況之時,鄭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來,此是窮邊苦寒之地,風土極惡,糧道難繼”,尹鬥壽贊同鄭澈此言,認為播遷江界後將“無以號令”。
不過,在識破李昖和李恆福的謀劃以及參考嚴重的戰爭形勢後,尹鬥壽一改前態。他提出可往江界與寧邊,表面上消除了李昖的疑慮,暫時性地滿足李昖去遼東內附的願望,但實際上卻仍然是滿足西人黨利益之舉。
原因在於江界和寧邊均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鬥壽曾在此積累了不錯的實力,同時江界也曾是西人黨領袖鄭澈的流放之地。因此,此地為西人黨勢力優勢區。
寧邊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一來其與咸興之間有通行的道路,越過寧邊,便可到達咸鏡北道,於是便使持不同意見的大臣再無反對的理由。
同時咸興可通往義州,又滿足了李昖欲渡遼內附的願望。而後播遷地點選定為寧邊,這實際上契合了西人黨的戰爭策略。
當月初八,倭寇入侵大同江,十一,李昖離開平壤,向寧邊進發。同日到達肅川,再次日到達安州,又次日到達了寧邊。到達寧邊後,君臣開始討論今後的戰爭戰略問題。
此時有三種方桉:死守平壤、往遼東內附、抵達江界進而向咸鏡道方向繼續播遷。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只有西人黨成員與李昖進行君臣抗爭,因為此前南人黨成員柳成龍在接待大明來使,並未能參加此次討論。
於是在朝堂之上西人黨一黨獨大,獨立與李昖進行諫爭。尹鬥壽此前被派遣留駐平壤,西人黨成員十分信任尹鬥壽,因而在此次君臣諫諍中,西人黨全體成員均不再贊成渡遼內附,全部主張等待平壤訊息,表示如若平壤失陷,則出奔北道繼續播遷。
西人黨鄭澈對於尹鬥壽十分有信心,曾表示“臨近則賊為主,我為客,平壤則我為主,賊為客矣”,認為平壤可守。鄭澈以為平壤尚且可守,即使平壤失守,國家依舊有存身之地。為此,鄭澈重提先前被自己否定的播遷之地江界,以此來表示對於內附的反對。
西人黨成員崔興源同樣認為“賊勢若挫,則北道可往”,同時崔興源提出瞭如若內附的幾點顧慮:一是宗廟社稷無處安放;二是如若大明不接受而同時遭受倭寇夾擊,朝鮮定會無法應對;三是“遼東人心艱險”。
此時李昖數次與大臣展開辯論,但僅李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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