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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汝立謀反事件之後,西人黨在鄭澈的帶領下勢力達到極盛。日後在東人黨的分化中,鄭澈打壓東人黨的行為,以及崔永慶慘死之事,更是加速了東人黨分化。
到了宣祖二十四年(萬曆十九年),柳成龍與鄭澈商議世子冊立問題,當時李昖的大妃懿仁王后樸氏並無所出,李昖偏愛與仁嬪金氏所生的信城君。
此時,李山海的兒子李慶全收買了信誠君的舅舅金公諒。金公諒誣告鄭澈擾亂後宮,陷害王子。信誠君之母金嬪為了保護信誠君,果斷背叛了鄭澈以及西人黨。此後鄭澈果真在經延之中提議立世子,李昖頓時大怒,當面訓斥鄭澈,而彼時李山海對一切瞭若指掌。
以此為契機,東人黨開始批判鄭澈,同時為“鄭汝立謀反事件”中被下獄致死的崔永慶伸冤。就這樣,鄭澈被罷職,先後被流放到明川、晉州、江界等地。再後來,就如何處置鄭澈以及西人黨的問題,東人黨便分化了。
世子冊封事件後,鄭汝立謀反事件中崔永慶慘死獄中之事再次被提及,兩件事疊加,最終導致東人黨出現分化,形成了主張僅驅逐鄭澈、肯定他黨存在的南人黨,以及主張將西人黨全部驅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黨。
由此,朝鮮歷來的黨爭傳統使得政治生態不斷惡化,朝堂之事事無大小均會成為政黨間彼此攻擊的舞臺。而隨著壬辰倭亂爆發,國家外患滋生,可黨爭在朝堂之上並未停息,只不過此時黨爭的焦點轉移到了宣祖“播遷”和渡遼“內附”的問題上。
兩種關乎王朝命運走向的主張,與此時的黨爭糾纏在一起,盤根錯節。這其中的爭端過程前文已經說明,此處不再贅述,但需要補充一下三黨態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當時局面危急,隨著播遷地點不斷變化和對內附事件的爭論,一時間激起了各個黨派的鬥志。此時對於遼東內附事件爭論的落腳點便在播遷地點的選擇上,因為播遷地點以及播遷方向的選擇,直接關係到宣祖是否有渡遼內附的可能性。
之前說過,最早提出去遼東內附建議的是李恆福,但當時李恆福屬於無黨派官員,他是直到光海君當政時期才逐漸成為西人黨領袖的。而在臨津江防禦失敗的訊息傳入朝堂後,渡遼內附問題再次被提及。
彼時廷臣皆言:“欲渡鴨綠,則一渡之後,無復可為。”顯然對於內附還是心存牴觸者居多,然而面對嚴峻的戰爭形勢,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議。
此時黨派攻訐的焦點在播遷地點的選定上。播遷地點的選擇與遼東內附關係密切,因為通往明朝遼東地區最近的便是義州地區,播遷義州,便代表廷臣對此舉已無爭論。李昖和各黨重要人士對於播遷地點提出瞭如下想法:
李昖和李恆福認為,如若渡遼內附計劃確定,那最好的播遷地點便是與明朝遼東地區一水之隔的義州地帶。
當李昖一行人馬出發前往東坡館之時,曾詢問都承旨李恆福,李恆福認為“可且駐駕義州,若勢窮力屈,八路俱陷,則便可赴訴天朝”,李昖對於李恆福提出的由義州內附之事表示贊同,甚至在柳成龍等人攻擊李恆福時,他親自出面維護李恆福,公開表示“內附本寓意也”——這是我的意思。
此時南人黨分為兩種意見,一是以柳成龍為首的黨人,他們對於“播遷”以及“內附”之事堅決反對。
柳成龍提出兩點反對意見:一方面柳成龍認為“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畿湖南部)忠義之士不日奮起”;另一方面認為“君雖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誰能收拾?”
他說這話是為何?是因為此時南人黨成員金誠已在組織義軍活動,同樣出身南人黨的李舜臣在海戰中取得了不小的勝利,因此一旦“內附”,民心、將心渙散,便再無復國可能。
此外,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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