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6章 伐元（十）毒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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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是主要走私品。

你看吧，事情又繞回了淮揚。淮揚是鹽業聚集地，漕軍或說“漕工集團”早就和淮揚大小鹽商們達成了利益共同體，漕軍需要鹽商們供貨，鹽商們也需要漕軍“免稅分銷”。

顯然，在這種制度下，所謂漕軍很快就失去了戰鬥力，變成普通的勞動組織，即所謂漕工。說他們毫無戰鬥力可不是胡亂冤枉，比如正德五年(1510年)，山東一夥反賊將停靠在濟寧港的1552艘船隻洗劫一空，而如此多漕船上計程車兵居然毫無作為，任由反賊取走，哪有半點“兵”樣？

這事件當然震驚了整個朝廷，山東道監察御史質問漕運衙門：“……但軍至數萬，總兵、參將統制，把總、指揮分領，未聞何官以勇死傷者！”這充分暴露了所謂漕軍作為軍隊而言已經完全是名存實亡，他們徹底由漕軍變成了漕工。

內陸運輸本來就有很大的弊端，一是運河河道窄淺，經常面臨水源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初春暮秋時節，河道乾涸，需要人工引水；二是剛才說過的，黃河經常決口，所攜帶的泥沙就流入運河中，疏通河道耗費巨大。

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禮部侍郎邱濬便提議重開海運。彼時，他詳細講明瞭海運的優勢：“海運雖漂溺之患，但海舟每艘可載糧1000餘石，相當河舟三倍，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

邱濬就是《大學衍義補》的作者，高務實當年陪高拱起復來京時就在讀這本書，他認為邱濬是大明朝難得的經濟學家之一。可惜他說得再有道理，當時朝廷仍然未曾採納，只是嘉獎了他一番，大意是您老辛苦了，但是事情不太好辦，以後再說吧。

到了嘉靖初年，內閣大臣桂萼提出恢復海運，“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憂礁”。此議論一出，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員的反對，尤其是漕運總督衙門直呼祖宗之法不可變。

順便提一句，桂萼才是真正的“一條鞭法之父”，是他頭一個提出此法的。別的不說，誇桂萼是個“有見識的改革派”想必錯不了。

再之後就是重開海運了。隆慶六年，由時任漕運總督王宗沐、都御史梁夢龍聯名首倡(當然這是在受過暗示之後的動作)，內閣高拱、張居正立刻表示支援，戶部在商議後同意試行海運，於是萬曆元年三月，第一批12萬石糧餉順利抵達天津港。

如果事情只到這一步，或者只到張四維往海運加入高價值貢賦，問題都不大，甚至申時行秉政前期猶猶豫豫也沒關係。漕運雖然被海運“瓜分”走了五分之三的份額，但也還能勉力維持，加上漕糧運得少了，就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去走私，漕工們的生活水平居然還略有提升，那自然是能維持的。

可是，隨著高務實位晉戶部尚書，這一美好局面很快就面臨危險，甚至在不久之後開始陷入“滅頂之災”的大危機之中。

高務實收攏財權之後新設兩署十三司，對民間走私的打壓也開始變得嚴厲起來——這個“民間”其實主要就是針對鹽商集團。

鹽商集團之所以強大，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有錢，而是因為鹽商集團本質上是一個“權錢集團”，是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

在鹽商的上游是以南直隸為主的勳貴、文官利益聯盟，下游則是如漕工集團這樣的分銷組織，乃至於還有運河沿線各個地區的地方豪強參與其中。

如此龐大、強大的利益集團，正常來講當然無人敢動，但高務實顯然不在正常範疇。他本身也是官場老手，根本不去管什麼官商勾結，上來直接針對走私進行打擊，精準出手但絕不輕易牽連。

這樣一來，既確保自己的行為絕對合法，又讓鹽商集團無論上游下游還是他們自己都感受到刻骨的疼痛。鹽商集團利益共同體經過一年多近兩年的忍耐，早就已經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