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6章 伐元（十）毒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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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對於這件事出現了地域爭議。

南直隸長江以北的地區包括揚州、淮安等地，堅決要求申時行提高漕運比例；長江以南的地區包括南京、杭州乃至於淞滬老家，則強烈要求增加海運規模，尤其要求申時行確保高價值產品走海運而不能走漕運。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爭議？其實不難解釋，利益罷了。不過此處還是得先說一下大明的漕運體系到底是怎麼執行的，這個爭議才好說清楚。

漕運體系剛開始被視為軍事工程，運送糧餉的人員都是軍人，由前海運總督陳煊出任漕運總兵官，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長達三十年。

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朝廷以濟寧為界，南北各設一名侍郎管理漕運；次年設定由文官擔任的漕運總督統籌事宜，其軍事管理職能大大降低。漕運總督不設定固定的辦公地點，不定期巡視臨清、濟寧、徐州、揚州等地的漕執行署衙門。

宣德以後武官漕運權被文官取代，實行文武雙軌制，但實際上作為擁有超大權力的漕運總督是地位遠遠高於漕運總兵的。到了萬曆年間，由於海運興起，佔了五分之二比重，漕運總兵廢除，一切事宜均由文官負責。

漕運總督地位極高，原歷史上大明朝有99位曾任漕運總督的官員，其中30餘位後來都入閣拜相。

由於大明財政體系設計得十分差勁，全國稅收絕大多數來自於土地稅，而同時農業稅率又偏低，所以國家財政收入基本不會超過3000萬(實物糧稅被等價計算的情況下)。這3000萬有1200萬被地方政府截留，北方上繳的800萬直接供應九邊軍隊，剩下1000萬在南方徵收後經過漕運輸送820萬到北京。

漕運方式經歷了多次改革，永樂十三年到宣德五年實施的是“支運法”。停止海運後，糧食僅透過運河輸送，然而運河的輸送量是有限的，於是朝廷就要求各地將上繳的糧餉運到淮安儲備起來，然後分批輸往北京——你看，淮安為什麼要求提高漕運比例，答案的主要部分就在這裡。

宣德五年至成化七年實施“兌運法”，此時朝廷好像意識到了百姓長途輸運的負擔過大，於是推行由軍隊直接運送漕糧，但是需要百姓自行承擔損耗，結果從實際上來說也並沒有減輕負擔。

成化七年開始直至現在朝廷都施行“改兌法”。此法來自於成化七年漕運總督滕昭的提議，即免除農民的運糧，由軍隊直接到各縣運輸，但需要徵收額外費。

怎麼說呢，這個辦法的立意或許是好的，但和古今中外無數法案一樣，歪嘴和尚總能把經念得沒人可以聽懂，完全偏離本意。

打個比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揚州府有一則記錄，這一年一戶百姓需要承擔稅糧1.73石，額外費1石，但百姓需要用1.2兩銀子抵消1石的額外費，然而實際上當時當地1石糧食僅值0.7兩銀子，這中間的差額就成了各級官吏的油水。

揚州為什麼也要求申時行提高漕運比例，答案在此已經不言自明。

不過，申時行的麻煩不是本章此刻要說的重點，重點是王錫爵此刻的目標物件：漕工——也叫漕軍。

成化七年後的大明，每年徵收漕糧的工作由12萬漕軍來負責，這些漕軍來自運河沿岸的124個衛所，漕軍在工作上聽從漕運總督衙門，但人事關係留在本衛原處。

這個制度一聽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問題，事實也是如此，各級漕運官員剋扣軍餉，奴役士兵情況普遍存在。比方說，如果運輸過程中漕船因氣候原因或擱淺漏水而導致糧餉的減少，則需要由漕軍來承擔百分之四十的責任。

漕軍為了養活家庭，就透過各種方式賺取收益，結成了一個利益集團，以保障自己的生活。這裡的“各種方式”，甚至包括走私貿易——鹽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