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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問題是天底下最複雜的問題,它不能脫離時代背景,也不能脫離人的身份,而且還和其他任何問題都產生相互影響的作用。
如果把李如松的個性放在明初那會兒,其實並不顯眼,因為在那個時期,以淮西軍功集團為首的武將可以壓著文官耀武揚威而不被質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將門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務實這樣的文臣官二代(或N代),他的處世態度也不至於有太大的後果,了不起被人說一句剛愎自負,官場上願意提攜的他的人少一些罷了。
壞就壞在他既是將門出身,又動不動就得罪文臣,仗著皇帝的寵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這種情況發生在這種時期,當真是神仙難救。
以高務實這樣的出身,敢於拿祖制開刀搞改革,也不敢輕易改變所謂以文御武的傳統,原因其實很簡單:任何居於穩定統治期的政權,都必然是文官政權。
武將相對於文官在政治上處於優勢的時期,通常而言要麼是開國之初挾“打天下”之餘威,要麼是國家大亂之際恃“挽狂瀾”之實力,從來沒有在國家穩定時期出現武將集團控制國家的情況。
如果有,那就意味著大亂將起。
事實上,有明一朝雖然財政制度極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進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上最為優秀的制度。
眾所周知,政治制度這種東西最關鍵部分就在於制衡,任何一種權力如果處於無可限制的狀況,都會導致國家全面失控,無論這種權力屬於誰——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將。
後世提到關於明朝體制的問題,總會中樞的最高權力在皇帝,內閣的作用只是顧問,六部的權力也比較弱。但其實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創立這套體制的初衷,實際上則只在洪武和永樂兩個朝代真正執行過。
事實上終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樂兩朝的政治體制非常接近於後來的韃清。到了仁宣之後,因為當時文官治國的思想開始逐漸濃厚,具體的行政權向內閣和六部轉移,皇帝的行政權開始逐漸萎縮。
必須承認,這樣的演變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個國家在穩定之後各級官員的訴求,而不是什麼皇帝昏庸之類的問題而導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會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嗎?顯然不可能,但韃清的情況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員也不敢有這樣的訴求。
為什麼?這個朝廷的官員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麼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權?
這種轉移在景泰和天順兩朝基本完成,這是由於兩方面原因同時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於直諫皇帝,敢於用禮儀道德束縛皇帝,對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們能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權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個人就能管理全國的政務,所以需要依賴內閣和六部大臣來幫助自己具體的執行行政權力。
這也不是什麼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實事求是的需要依賴大臣們給自己做參謀。韃清的統治者當然也沒法一個人管理國家事務,但他們與大明不同,他們自己就是少數派,團結少數派壓制多數派,這個難度反而小得多——因為需要分紅的人少了。
他們死守著他的權力不信任漢族大臣,而韃清朝廷裡想爭取權力的也就只有漢人大臣——“此亂命也,粵不奉詔”這種話,只能是李鴻章這樣的漢臣才說得出來。參加“東南互保”的都是漢臣,滿臣即便同意東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這就是明證。
而明朝是“多數派”皇朝,皇帝身邊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鐵桿保皇黨,所以文官大臣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如在景泰時,景泰皇帝依賴於謙;天順時,英宗依賴李賢。
到了弘治以後,情況就已經是皇帝越來越難控制的了。皇帝已經變成了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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