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 稅改大幕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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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他的解決方案。

他的解決方案就是用重典。他撰寫了恐怕可以稱之為中國第一部反貪教材的《醒貪簡要錄》，這裡頭有明確規定，貪汙六十兩白銀就會被斬首示眾，還要把皮剝下來塞進稻草掛在官府辦公室作為警示，這就是著名的“剝皮揎草”。

後來的情況大家都知道，這種血腥的鎮壓也沒能阻止貪汙，因為官員們實在太窮了，比如正德年間的內閣首輔李東陽去世的時候，居然窮到“不能治喪”。

最終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官員們巧立名目增收，綱銀、辦銀、兵役、餉費等攤派逐漸失控。雖然名義上的稅率低，但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

官僚系統飛快黑化，終於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誰不融入這種利益鏈條，誰就無法立足官場。接受儒家文化薰陶的大明官僚，在經歷這種“要理想還是要現實”的思想鬥爭時，大多都選擇屈服。

於是，身在朝廷的每個人都開始拼命給自己創收，而中樞財政卻一窮二白。看起來每個部門各司其職，然而各掃自家門前雪，最後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務真空帶。貨幣發行、商業物流、戶籍統計、土地丈量等社會責任漸漸無人問津。

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後期相當程度的基層自治。都不說其他地方，只說河南新鄭，如果當地有什麼事高家不點頭，新鄭的縣尊老爺能辦得下去嗎？然而高家在鄉梓還屬於良宦良紳，換做土豪劣紳會是怎樣，那幾乎不言而明。

這種近乎於“民間無政府”的狀態導致大明產生了奇特的社會景象：一方面，安土重遷的農民因橫徵暴斂而放棄戶籍，四處遊蕩；另一方面，城市手工業者自發聯合起來，形成了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僅蘇州一地在隆慶年間就至少有一萬名手工業者。但由於財政體制的僵化，政府對工商業的徵稅始終辦不下來，直到高拱當政、高務實崛起。

洪武型財政就像《金瓶梅》裡的胡僧淫藥，當浸淫其中者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時，便沒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的由盛轉衰，最先就體現在財政的入不敷出上。作為國家最主要的稅收，田賦一直呈現下滑。永樂年間田賦收入保持在3000萬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這一數字已經滑坡到2500萬附近。也就是說大明社會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後，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不僅沒有提升，甚至還減少了近兩成。

後世紅朝建立才幾十年，經濟規模翻了多少倍？縱然時代不同，發展速度總有區別，可是兩相對比，高務實怎麼能忍受這種不僅落後而且奇葩的制度！

這背後是權貴豪紳們一邊廣佔田地，一邊給自己減稅免稅；平民百姓卻不僅要繳足稅款，還要面對額外的攤派和徭役。有錢的不繳稅，繳稅的沒有錢，這種奇葩國情極大的挫傷了稅制，全國逐漸開始大面積的拖欠稅款。據黃仁宇考證，到崇禎年間，整個帝國財政稅區已經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縣城沒有向中央上繳任何稅收。

而與此同時，財政支出卻在與日俱增，朱元璋規定他的龍子龍孫們世代享受財政撥款，這筆起初並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後期已經成為財政的跗骨之蛆了。據隆慶五年禮部報告，當時“僅親王郡王和各級將軍中尉，歲支祿米共870萬石有奇”，這大約佔全國田賦收入的三分之一。

總結來說，就是朱元璋建立起來的這套財稅體系，不僅原始而且僵化，表面上的低稅率和低彈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財政收入幾乎固定。萬一遭遇天災人禍，政府需要額外的支出時，卻發現沒有一套體系向該繳稅的人收稅，最後只能向從事農業生產的老百姓攤派，造成民間負擔越來越高。

這些問題，高務實這些年其實已經分步驟地解決了一小部分。

比如他早年間的《紓驛路疏》，就使得驛站不再具備剝削當地的權力，而變成了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