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剛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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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官員認為，此舉變亂帝王統系，於禮不合，一再上疏反對，世宗不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餘翱、郎中餘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毋德純，凡八人下詔獄。

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毛紀、蔣冕先後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為首輔。

而原歷史上的萬曆中期，朝野諸臣連疏請求神宗早定“國本”，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在當時，“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朱翊鈞則強勢打壓群臣，“言官勸請豫教，蓋被降罰，省闇幾空”。

王錫爵也早在萬曆十九年疏諫朱翊鈞，要求早立皇長子為太子。朱翊鈞也是不聽，王錫爵遂以省親為名離京。

萬曆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言“國本”之事，朱翊鈞降獻可外任，時任內閣首輔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氣，封還御批以救言官，並以去位明志，朱翊鈞不留。繼而王錫爵被召還，繼任為首輔。

由此刻見有明一朝君臣衝突的激烈情狀，在當時，許多官員以終結仕途作為其堅持政治主張的代價。

劉健、謝遷言“乞休”，即被允退。僅嘉靖三年數月間，楊廷和、毛紀、蔣冕三任首輔先後因與世宗爭“大禮”去位，吏部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汪俊亦致仕回籍。

萬曆朝幾任閣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國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鈞也不留。由此高務實看出來，士大夫群體積極抗爭，的確給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在這個過程中，君臣關係亦不免趨向惡化。

楊廷和當年便曾說過：“比議大禮，則以魚水之投，而為水炭之隔。”

君臣衝突初起時，閣臣身處中樞，位近於百官首領，他們難於置身事外，事實上，劉健、楊廷和等人引導了當時群臣對皇帝的抗爭之舉。

而出現因衝突導致君臣關係緊張的局面時，閣臣亦難於置身事外，他們勢必要做出政治抉擇，是持續性的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

閣臣若取直道強諫，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該種行為節義顯見，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對政治原則的持守。但如此決絕，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士大夫對自我價值的否定，此不僅繫於個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著當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勢中，失去了發揮持續性政治影響力的常規途徑。

閣臣若緘默，直至委曲從君，這有助於當事者獲得皇帝的信任，進而採取可能的手段來緩和緊張氣氛。但如此為之，在強諫明志者前赴後繼的政治氛圍中，則不免要承受關於名節有虧的輿論指責，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焦慮。

總的來說，大規模的君臣衝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時也構成一種君臣關係緊張的政治處境。閣臣位勢重要，他們無從迴避地要有所表態。在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後，是持續性地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兩種行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預設，又皆有侷限，這構成了閣臣政治處境的兩難抉擇。

在這種政治處境中，閣臣如劉健，取“直”，如李東陽諸人，則從“曲”。

完全的取直，高務實覺得並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設“將來”他也取“直”而致仕罷官，那麼這個大明也就幾乎是被宣佈“搶救無效”了。因此高務實雖然親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從心理上是不希望啟用這條退路那一天的。

那麼，閣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實踐的特徵又如何？諸如“和緩”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