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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一直認為,所謂“張居正改革”不僅用詞過於狹隘,本應該歸於“嘉隆萬大改革”之中卻僅僅提到一人,而且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治標不治本,根本沒有深入,無非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整體上來看,明明從始而終都是想要為國家財政續命,卻又根本不敢擠破膿包再上藥,最終自然只能半途而廢。
這場針對已然滿身腫瘤的大明朝的手術,其失敗根源不在於主治醫師張居正之死,而在於這位主治醫師一開始就決定只進行保守治療,不進行手術切除腫瘤、不進行放療化療,而是給點消炎藥、止痛藥就算了事,撐不撐得下去全看體格、意志,以及老天爺。
但凡還有其他辦法可想,拼運氣就從來不是高務實的選擇項,所以他選擇提前摁死張居正,親自操刀進行系統性治療,也就是“深化改革”。
從軍工體制到驛站系統,從一條鞭法到商稅必繳,從開關通商到收攏財權……高務實一步一步堅定地走來,雖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漸艱難。
眼下襬在他面前的糧長制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後必然出現的一個攔路虎。實際上,糧長制雖然在朱元璋剛剛推出的時候就有很多問題,但其從人人趨之若鶩演變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著大明朝內部的問題愈發嚴重,幾近於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斷兼併,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而權貴有辦法避稅,導致公糧越來越難收。大明養了一堆王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來越多。王爺們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經多次舉例,此處不再贅述。
與此同時,官僚、勳貴集團也仗著手中的勢力不斷地搶佔土地,徐階在老家松江的那檔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紹。這些權貴享有各種政治特權,可以減免賦稅,甚至不必納稅。
又或者有些大太監,因其權勢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們家的稅,但在高拱的考課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證足額,於是官老爺們便把損失轉嫁給當地尋常百姓。
這些事情被發現過一些,大多數得到了懲處,但高務實知道,發現的那些不過是冰山一角,沒有發現的還有不知多少!而這些問題想要解決,根子上在於士紳優待,亦或者說是“功名特權”——而這,對於高務實這位六首狀元而言,其實正是最不方便動刀的地方之一。
總之就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富的人越來越富,窮的人越來越窮,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納稅或者只需要納很少的稅,而窮人們又交不起稅。
如此,稅收開始下降,但開支卻逐漸增多。尤其是嘉靖中後期以來,南倭北虜之下,朝廷的開支越來越大。局面如此,糧長的任務指標加重,但卻越來越難以完成,不少人只好拿倒貼自己的家產來應付。於是如朱國楨所說“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糧長)即為乞丐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乞丐矣。”
做糧長會做得自己傾家蕩產,那自然沒人願意做。
此外,糧長的特權也在逐漸縮小。糧長制剛剛開始施行時,統籌十里八鄉糧食徵收,雖然弊端很多,至少權力很大。後來朝廷就把糧長職權給拆分了,有“催辦糧長”、“兌收糧長”和“長運糧長”,由原本的一人包攬,變成數人乃至數十人分工。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相對來說就不太好再伸手亂來。
成祖以後,糧長定期入京述職面聖的制度也逐漸廢弛,做糧長見到皇帝被誇獎而授官的機會也沒有了。
到了這種時候,人們發現做糧長不僅要賠錢,權力也小,原先鄉里的土豪劣紳們自然不肯再做這賠本買賣,就互相把糧長這個差事推來推去,最終形成一些潛規則。比如糧長由幾家大戶輪流來當,這樣糧長也就由原來的“永充”變成了“輪充”。
但即便如此,大戶們也還是不高興,於是後來又變成了全村人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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