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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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免正稅，減克料錢（即罰俸），只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這以渭南縣最為典型。李渤指出：“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四十餘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才一千餘戶。其他州縣，大略相似，其弊所自，起於攤逃，約十家內有一家逃亡，即攤賦稅使九家共出。稅額長定，有逃即攤。……逃攤之弊，戶不僅不休。”將逃戶的攤在未逃戶頭上，使原已重的賦稅更為沈重，勢必使更多的民戶出逃，以致竟然逃走了三分之二以上。可見，“攤逃”是兩稅法後民戶外徙的一個重要原因。攤逃的根源仍在於“以舊額徵稅”這一做法上。

此外，“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減，為其殿最”，即以戶口增減為考察各州刺史政績的依據。這樣，增減戶口就成為各道觀察使、各州刺史的切身利益問題，結果就出現了各道、各州之間爭奪民戶的競爭。例如：貞元年間有些“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在元和年間，各州刺史“招引浮客，用為增益”。這都說明兩稅法後地方長吏不僅招引浮寄客戶，甚至傾誘鄰境的土戶，以增加本地的戶口數量。這也是兩稅法後促使民戶遷徙的一個原因。

兩稅法後大量民戶離鄉背井，流向“舊輕之鄉”，進一步改變南北人口比例，還對唐後期社會生活帶來巨大影響，使得國家編戶大為減少，浮寄客戶大量增多。這不僅有社會現實客觀因素的存在，還有地方長吏的主觀因素。前者很容易理解，後者則有點匪夷所思。

兩稅法後，大量編民轉為浮寄客戶，並且不編入戶籍，地方長吏隱瞞戶口。饒有趣味的是，地方長吏這種行為竟被時人視為德政加以頌揚，且這種情況在兩稅法後十分普遍。各州長吏隱瞞戶口之事，並非個別地區，亦非一時的現象。

穆宗長慶年間（821-824年）韋處厚指出：“今所在戶口，都不申明實數”。他解釋說：“兵興以來，垂二十載（按：係指貞元十五年朝廷討吳元濟一事，至長慶年間，已有20年），百姓粗能支濟，免至流離者，實賴所存浮戶相倚兩稅得充。縱遇水旱蟲霜，亦得相全相補。若搜尋悉盡，立至流亡。”

由此可知，各州長吏將外來的浮寄客戶隱瞞起來，目的是如遇災害，土戶無力負擔賦稅時，就可以從浮寄客戶身上徵收一些錢物，以分擔土戶過重的負擔，度過難關。前揭越州貞元十年應進的綾榖中途散失，長吏準備“請新來客戶續補前數”就屬此類。這也就是被當時人視其為德政的原因了。兩稅法後的民戶遷徙還直接造成浮寄客戶從事工業者日益增多。自兩稅法以後，有眾多南人北上，北人南下，“移民”、“僑寄”。這些人在京畿、廣陵、揚州等繁華都市，從事工商業活動，活躍了唐後期的社會經濟。

如果說安史之亂，後浮寄客戶從事工商業，還是星羅棋佈地散在各地，那麼，兩稅法後，他們就成幫結夥地集中在一些繁華都市。在盩厔縣，他們竟然“多於縣人十九”；而揚州的僑寄工商侵街衢造屋，以致妨礙了揚州城的交通！由此可知兩稅法後浮寄客戶較前大為增多。不言而喻，他們是兩稅法後大量外徙民戶的一部分。

總的來說，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有三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稅制改革，即唐代的兩稅法、明代的“一條鞭法”和清代的“攤丁入畝”。其中兩稅法是最具開創性的一次變革，明清賦稅變革只是在其基礎上對落後稅制的完善和補充而已。

儘管兩稅法在實施中並沒有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甚至不能使人民安定生活，但是它的出現打破了自西周以來傳統的財政思想，實現了從“丁身稅制”到“舍丁稅地”的巨大轉變，開創了一個新的稅制時代。

兩稅法中體現的“量出制入”，“便利”，“公平”的財政原則不僅在當時，而且在現在也有重大的意義，成為以後各理財家進行財稅改革所追求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