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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事,武生範瑚把少數應試者的試卷搶去,當眾撕毀,以此表示對士民一體當差制度的抗議。事發後,河南總督田文鏡、巡撫石文焯迅速向雍正帝作了彙報,雍正帝下令嚴查、嚴辦,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爾松阿到河南審理此案。
田文鏡在審案的過程中表現得過於偏激,為了實現士民一體當差,他打擊科甲出身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的力度稍稍過火,引起河南“讀書人”的反對,科甲出身的張廷璐、開歸道陳時夏以及欽差大臣沈近思沽名釣譽,尤其是陳時夏在審理此案時竟不坐堂,反而與諸監生座談,稱他們是年兄,求他們赴考。雍正帝在得知這一情況後,非常憤怒,把學政張廷璐革職,陳時夏革職留任,為首鬧事的生員王遜、武生範瑚等人處斬,參與者都作了從重處罰。殺雞給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以後計程車民一體當差也就順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在反對士民一體當差的風潮中,田文鏡發現捐納貢生、監生參與的比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貢生、監生的升遷革退需禮部批准,不利於地方官和學政強化對他們的約束。於是,他向雍正帝提出改變舊規的建議,請求把捐納貢監的人事權交給地方學政,與生員一樣管理。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議,於是形成這樣的規定:捐納貢生、監生凡涉及到訴訟,即革去功名,聽候審理。雍正帝還規定,監生被斥後,不許出境,以免他們滋事。
不法紳衿的種種特權行為對封建統治構成了直接的危害,侵犯了政府的權力,危害了百姓的利益,破壞了三者之間的政治平衡。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實施,取消了士族的某些特權,打擊了紳衿的囂張氣焰,緩和了民人的對抗心理。士民一體當差影響很大,對士族的打擊效果最為顯著,是繼攤丁入畝改革之後,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又一項重大改革。
不過一體繳稅、不享受特權本身,就是李曜這個法律系出身之人的一貫態度,他對雍正的這個措施,只是關注了一下對於那些對抗之人的處理辦法。實際上他更關注的是雍正帝在實施士民一體當差制度的過程中,採取的一些加強對紳衿管理的措施。這些措施主要表現在嚴禁紳衿包攬錢糧和抗糧、嚴厲打擊紳衿的不法活動上。
嚴禁紳衿包攬錢糧和抗糧是限制紳衿特權的一項重要內容。紳衿包攬錢糧由來已久,他們替政府向本宗族、本鄉山民徵收錢糧,與官吏勾結,非法多徵和私吞,同時又將宗族、姻親的田產掛在名下,借免役權獲得免役,從中漁取利潤。有些膽大的紳衿,還抗欠他們自身應該交納的丁賦。雍正帝定出懲罰事例:凡貢生、監生、生員包攬錢糧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兩的,以貪贓或枉法論處,並照所納之數,追罰一半入官;百姓聽人攬納,照不應重律(所謂“不應重律”,就是“不應為”律中之重者。清代對於“州縣自理”的案件,給以州縣地方官的最大刑罰許可權就是“笞杖”。《大清律例》規定:“凡不應為而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它主要應用在討債、追租、回贖等“戶婚田土”一類場合)治罪。如直隸東光知縣鄭三才奏稱,該縣“地棍紳衿把持包攬挾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種種”,雍正帝便以這種辦法為依據,命嚴行查處。
雍正四年,貢生張鵬生把別人的錢糧攬在自己的納糧薄上拒不交納,雍正帝下旨責打四十大板,枷號三十日,發遣到黑龍江。五年,甘肅階州出現了紳衿集體抗糧的事,護理巡撫印務的鐘保,以署理知州陳舜裔激變士民之罪,題請革職。雍正帝未準,而說陳舜裔“催辦國課,並非私派苦累民間。若因此將伊革職,則實心辦事之人必退縮不前,而無賴生事之人皆以挾制官長為得計矣”。從事件本身來看,階州署理知州陳舜裔認真執行朝廷法令,催逼紳衿錢糧,地方紳衿卻因為私利群起鬧事,若以激變士民為由懲治陳舜裔,無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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