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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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李曜搖頭道：“關鍵不在於此，而是……”他鬆開王笉，從桌上拿過一份奏章遞給她，道：“這是戶部幾名員外郎和主簿前往蒲州東昇新城考察工商業之後的奏報，其中他們對東昇新城入股收益做了詳細調查。這份奏報顯示，僅從工業的角度來看，入股東昇新城民用農具產業的股東，投資年回報率為四成三分(即43%，以下均同)；投資棉布等紡織產業的年回報率為三成二分；投資建築產業的年回報率為三成一分；投資鐵、煤等礦業的年回報率為三成四分……無論投資哪個工業產業，其年回報率均遠遠超過土地種植出產所得。至於商業方面，由於經營管理方式不同，差異相對較大，其中某些特殊商業也的確有著相對更大一些的風險，但總的來說，其收益也至少十倍於土地種植出產。”

王笉在還未將家主印信交予王摶之前，也主導過投資入股東昇新城，這份報告的真偽她自然一清二楚。太原王氏在各種大小型農具方面有建有專門的“工廠”，在紡織、礦業也都設有工廠，其中收益大體與這份報告所顯示的相差無幾。而李曜說“相差較大”的商業方面，太原王氏也同樣有不少涉足，其中主要是高階餐飲業務、典當業務、米行、布行和水運。

由於太原王氏的官場基礎，加上其對李曜崛起的大力支援，使得他們獲得了不少朝廷方面的優勢，比如朝廷對東南漕運的運輸，其中某一段水路便是太原王氏接手(其“水運商行”總部設立在東昇新城)；僅這一業務每年的獲利，就頂得上三萬畝良田的收益！要知道，現在東南的漕運可比全國統一時差了不知道多少，如果將來朝廷一統乾坤，光是這一小段漕運的收益，只怕就比得上太原王氏如今的全部良田了，因此李曜剛才那句話，絕非兒戲，也絕無誇張，對於這一點，王笉毫不懷疑。

她知道李曜特意對她說起此事，既是對自己的一種關懷，以免因為這件事讓他們二人之間產生隔閡，同時也是對太原王氏一直支援他擴張勢力的一種回報。便點了點頭，道：“五郎的話，奴一定帶到。”她微微一頓，又有些遲疑地問道：“只是奴有些不解，五郎為何急於對稅制進行改革，須知稅制乃是朝廷根基之一，如今朝廷連徵李茂貞、王建而勝，威望大振不假，但畢竟尚未乾坤一統，如此改制，五郎你就不怕某些世家大族東逃中原、淮揚甚至吳越等地，為朱溫、楊行密、錢鏐等輩所用麼？”

李曜當然知道她問這番話是對自己如此大幅度改革動作有所擔心，他自己比時人多了一千多年的“經驗”，可在“要不要進行稅制改革”、“改與不改各自有何利弊”等問題上不也糾結了大半年麼？

其實稅制改革也好，變遷也罷，就其本質來說，歸根結底是對社會各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關係進行的重新調整，是使現行稅制不斷變革、不斷完善過程。賦稅制度的改革變遷屬於朝廷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變遷能否進行，受當時政治經濟背景、政權穩定與財政狀況、政府對資源的控制等多方面主客觀因素的約束。在李曜自己看來，這些約束可能也就是後世歷史教科書裡經常所說的“歷史的必然”。

首先，是政治經濟背景因素。

在經歷了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型之後，在兩個社會轉型期間春秋時期出現的“初稅畝”制度的推行，可以說反映了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賦稅制度變革的影響，初稅畝制度推出的時代背景是伴隨著土地國有制度的瓦解，封建制的生產關係的萌芽，勞動者的人身自由由經歷了“奴隸、農奴、農民”變化歷程，因此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勞動者的人身自由變化、生產工具的變化、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必然需求賦稅制度的變化以實現當時賦稅制度的功能。但是深層次影響政治、經濟制度是生產力因素。生產力提高引起的生產工具的改進、耕作方式、糧食產量、勞動者積極性等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