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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陳橋兵變”後一週進行過一次;建隆元年秋又進行過一次。透過這兩次調整,禁軍殿前、侍衛兩司的九個最高軍職全部為趙宋王朝的開國功臣所擁有。建隆二年三月,又進行了第三次調整。這次調整,撤罷了侍衛司的最高統帥韓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罷了殿前司的最高統帥慕容延釗,並隨之裁撤了殿前都點檢這一最高軍職。故此次調整,實為“杯酒釋兵權”的先聲。至七月“杯酒釋兵權”,又解除了六名禁軍將帥的兵權。
禁軍殿前、侍衛兩司,共九個高階職務,在“杯酒釋兵權”以前,已有一個空缺(石守信由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升任都指揮使,所遺副都指揮使一職空缺),一個裁撤(殿前都點檢一職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釋兵權”後,不到半個月,又解除了六位禁軍將帥的兵權。至此,原來禁軍中的九位高階將帥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權(只有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韓重繼續留在禁軍當中,改任殿前都指揮使),可見“杯酒釋兵權”的成效是十分明顯的。
而在“杯酒釋兵權”後,為了兌現當時酒席上的承諾,也是為了安撫失去軍權的禁軍將帥,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國長公主嫁給了高懷德,女兒延慶公主、昭慶公主則分別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審琦之子。太祖當時只有一妹三女,她們中竟有三人嫁往釋去兵權的將帥之家,說明這種婚姻是有著強烈政治色彩的。
這種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權)一得(與皇室聯姻)中獲得了某種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們消除了“弓藏狗烹”之類的疑懼,進而以愉快而又積極的態度,主動地調整各自的社會角色,與時進退,以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如王審琦為太祖義社十兄弟之一,“陳橋兵變”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揮使。建隆元年,又兩度統領大軍,平息二李之亂,可謂功勳顯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釋兵權”後心態平和愉快,在地方節度使的崗位上創造出令人矚目的政績。其餘被解除兵權的將帥,雖然不是皆有政績,但大致都能淡化權欲,安然處世。如石守信“積財鉅萬,尤信奉釋氏”;高懷德“自為新聲,度曲極精妙,好射獵,嘗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環境中確定了適當的角色。
不過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這批將帥雖然在“杯酒釋兵權”中被解除了軍權,調往各地為節度使,但在後來的統一戰爭中,他們當中又有不少人根據需要被臨時調回軍隊。如開寶二年,王審琦任御營四面巡檢使,統領禁軍,隨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釗建隆二年閏三月罷去殿前都點檢,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乾德元年又調任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率兵統一了湖南、荊南。韓令坤被解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出為成德軍節度使,仍可統領沿邊部分軍隊,“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羅彥環“杯酒釋兵權”時解除了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出為彰德軍節度使。乾德二年,又與李繼勳統領軍隊,“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與閣門使田欽祚殺太原(北漢)軍千餘人於靜陽,擒其將鹿英,獲馬三百匹”。這說明,“杯酒釋兵權”這種寬緩的方式,既比較理性的解決了皇帝與開國功臣之間的矛盾,同時又使君臣之間保持了一種較為親密的關係,留下了較為寬泛的合作餘地。
前人對此頗多讚歎:“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張令鐸、羅彥環等)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一日以黃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遺其子孫……石守信之積貨鉅萬,懷德之馳逐飲度,豈非因以自晦者也。至於審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廣陵,卓乎可稱。
太祖善御,諸臣知機……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平荊湖則南服,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啟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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