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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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曜覺得“杯酒釋兵權”這件事，就其直接意義而言，一是預防了禁軍將帥用兵權發動政變，重演“黃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決了開國將帥居功自傲、偃蹇弄權的問題，“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所以，它的成功，極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穩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轍。正如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諸將不早解兵柄，則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從較深的層次看，“杯酒釋兵權”則意味著武人干政的結束，開啟了偃武興文之機。五代時期，是軍閥的天下，“長槍大劍”指揮政治，形成了重武輕文的社會風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者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

北宋立國之初，重武輕文的風氣依然如舊：開國諸將“官爵勳階並從超等”，位重勢大，“意多驕蹇”；而同為開國功臣的趙普，卻屈居四品，“以樞密直學士立朝”。而“杯酒釋兵權”後，第一代開國將帥調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預中央政治的局面為之改變。此後，新提拔的第二代將帥，資淺功薄，自然無法與趙普等開國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釋兵權”後不久，趙普即出任樞密使，開始執掌軍國實權，後又“獨相十年”，總攬朝政，文盛武消之勢已是明若觀火。

從更深的意義上看，“杯酒釋兵權”所解決的，又是中國古代政治中的一個最為棘手的問題──如何處理皇帝與開國功臣之間的矛盾。“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即誅殺功臣，是一些開國之君慣用的手法。這雖然也可以部分地解決功臣對皇權的威脅，但伴隨而來的腥風血雨，卻會造成沉重的陰影，扭曲和戕害幾代人的心智，從而對政治的昌明、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而宋初的“杯酒釋兵權”，卻選擇了一種較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論心，大將解印”，談笑之間，解決了一個歷代深感棘手的問題。當然，實際過程不會如此簡單。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後，絕大部分功高資深的禁軍將帥，既被解除了兵權，又保持了同皇帝的親密關係，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這表明，宋初皇帝與功臣宿將的矛盾已經化解在一種較為寬緩、平和的氣氛之中了。

這種寬緩、平和的氣氛，使得宋朝在其誕生之際就蘊含了一種不同尋常的開國氣象。遠在四川的後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觀者的清醒，覺察出幾絲資訊。宰相李昊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宋王朝的這種“不類漢周”的開國氣象有了更明晰的體認。如邵雍、程頤、范仲淹等就將“祖宗以來，未嘗輕殺大臣”作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確、呂大防、曾布等，則更把“不殺大臣”、“不殺士人”、“不殺諫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統統指稱為“祖宗家法”，以為“三代之後，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則雲：“本朝自古所無者三。藝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來，世傳二厚，雖甚威怒，未嘗妄殺，故論者謂不嗜殺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廟光堯兩行內禪，皆出自睿斷，三也。”

“自古所無”云云，雖然不無誇耀，但也確實道出了宋代政治運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變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較之於喋血宮門，兵連禍結，無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誅大臣，不嗜殺人，較之於天子一怒，伏屍百里，無疑又少了一些矇昧和野蠻；至於“內禪皆出自睿斷”（即皇帝本人自願退位），較之於慣常的皇位爭奪，也多少顯示出理性與矇昧的分野……總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蠻矇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運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這種變化，固然有其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