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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一說,讓李曜一下子想起了宋太祖趙匡胤收兵權的事來了。
後世有史學家聶崇岐先生說:“宋太祖之杯酒釋兵權,即罷宿將典禁兵,與罷藩鎮乃截然二事。”李曜認為此說極是。
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軍隊;而藩鎮作為地方軍閥,所控制的則是各自統轄的地方部隊。自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各地節度使擁兵自強,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鎮割據的動亂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來,隨著強藩大鎮不斷地帶兵入主中央,改朝換代,中央禁軍的兵力逐漸強大,原來軍事上“內輕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觀。大約自後唐李存勖滅梁以後,各地方鎮的兵力,不再具有與中央軍抗衡的實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軍了。但由於禁軍大都是由藩鎮軍隊蛻變而來的,故中唐以來形成的“兵驕逐帥,帥驕叛上”的惡習不但沒有多少改變、反而進一步發展為“廢置天子,變易朝廷”。故各朝之興亡,多視禁兵相背……至陳橋兵變,宋太祖黃袍加身,則更屬禁兵之賣主求榮。
“陳橋兵變”後,宋太祖儘管已黃袍加身,但“廢置天子,變易朝廷”之類的軍事政變,卻仍有可能重演。當時禁軍的九名高階統帥,或是太祖稱帝前的結拜兄弟,或是趙宋集團的中堅人物,他們在趙宋集團的崛起和“陳橋兵變”中均有極大貢獻,是趙宋集團的開國元勳,集兵權、功勳於一身。這種功高權重的情形,對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功高則震主,權大則不測。
當然,也不能把問題估計得過於嚴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從禁軍小校一步步被提升為禁軍統帥的,十餘年間,一直在禁軍中服役,根基頗深,是禁軍中的實權派人物,對禁軍的向背有著絕對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審琦等大部分禁軍將帥而言,他們雖然與稱帝前的宋太祖稱兄道弟,但同時又有上下級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級轉而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會因趙匡胤“黃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
另外,太祖繼位後任命的禁軍最高統帥慕容延釗(殿前都點檢)和韓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時分別駐兵河北,名位雖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統領禁軍主力的將帥如石守信、王審琦等,卻又並非總帥,只是各掌本司兵馬。這樣,無論是在京還是在外的禁軍將帥,均無統帥全部或大部禁軍的權勢。“無其勢者無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類的犯上作亂,實際上很難發生。
總之,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禁軍將帥的反仄不軌之心雖不可不防,卻又不必估計得過於嚴重。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恐怕還是禁軍將帥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權。
李曜很早就有收兵權之心,特別是節度使制度,在他穿越前的課本中,就一直是藩鎮割據的元兇,因此李曜對於節度使制度其實是很反感的,總想在有合適的機會之後將之剷除。而現在,他跟宋太祖當年的情況有些類似,這就讓他看到了動手的機會。
雖然宋太祖那會兒已經稱帝,而李曜如今只是掌握朝政卻並未稱帝,但他們二者有一點最大的相似之處,那就是其在朝廷主要軍事力量體系中,都同樣擁有足夠的權威。
因此,李曜最近一段時間,一得空便思索能不能從宋太祖收兵權的辦法中找到一些靈感,或者說借鑑一些成功的經驗,為他自己的收兵權舉動加大幾分成算。
他回想了一下,宋太祖即位後,其實曾對禁軍的兵權進行了好幾次小規模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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