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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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高力士、楊思勗等當道弄權，“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園池沼，中官參半於其間矣！”高力士本人還“於京城西北截灃水作碾，並轉五輪，日碾麥三百斛”。貴富集團對土地、資產的佔奪已達到驚人的貪婪程度。開元七年，玄宗頒制說當時被兼併掉土地的均田農，“莫不輕去鄉邑，共為浮惰。或豪人成其泉籔，或奸吏為囊橐，逋亡歲積，流蠹日滋”。開元八年時，“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偽濫，朝廷深以為患”。開元十二年，玄宗頒詔又說破產流亡的均田農“違親越鄉，蓋非獲己，暫因規避，旋被兼併。既冒刑綱，復捐產業，客且常懼，歸又無依，積此艱危，遂成流轉”。由此可見，這一時期，貴富集團無視法紀，猖獗佔田，廣置“別業”、“田園”、“水磑”、“甲第”、“果園池沼”等，致使均田農戶破產流亡日趨嚴峻，即“逋亡歲積，流蠹日滋”，令“朝廷深以為患”，成為了重大社會問題甚至威脅到了大唐朝廷的統治。

自張嘉貞、張說罷相以後，“賦役頓重，豪猾兼併，強者以財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弱肉強食，問題越發嚴峻。開元二十三年九月，玄宗頒《禁買賣口分永業田詔》雲：“天下百姓口分、永業田，頻有處分，不許買賣典貼。如聞尚未能斷，貧人失業，豪富兼併，宜更申明處分，切令禁止。若有違犯，科違敕罪。”開元二十四年正月，玄宗頒《聽逃戶歸首敕》，稱當時“猾吏侵漁，權豪並奪，故貧窶日蹙，逋逃歲增”。天寶十一載十一月，玄宗再頒《禁官奪百姓口分永業田詔》，指責當時“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併，莫懼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奪；置牧者惟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業，違法賣買，或改籍書，或雲典貼，致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別停客戶，使其佃食，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遠近皆然，因循亦久”，強調“自今已後，更不得違法買賣口分、永業田，及諸射、兼借公私荒廢地、無馬妄請牧田，並潛停客戶、有官者私營農。如輒有違犯，無官者決杖四十，有官者錄奏取處分”。

玄宗不斷地頒佈詔敕，恰恰說明了問題沒有解決。“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等貴富集團，“恣行吞併，莫懼章程”，無視朝廷法令，也無視皇帝詔敕，肆無忌憚，貪婪畢露，不但以“借荒”、“置牧”等虛假託辭，侵吞了大量國有的土地和山林川澤，而且“違法賣買，或改籍書，或雲典貼”，變著花樣地違法兼併均田農戶的永業田和口分田，以致“貧窶日蹙，逋逃歲增”，“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繼續加劇了均田農戶的破產流亡及其苦難，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愈加不安定。同時，他們還“別停客戶，使其佃食”，將王朝政府控制下的均田農侵佔為自己控制下的佃農，蔭庇大量勞動力資源，竊奪國家的稅源和役源。這些違法行為，“遠近皆然，因循亦久”，地域廣，規模大，時間長，於民生國計都造成了嚴重危害。玄宗一朝，貴富集團違法猖獗的土地兼併積聚已是積弊日甚，積重難返，無法從根本上加以遏制。

中書省案卷記載“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寬，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結果，“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籍帳之間，虛存戶口”。唐初確立的均田制、戶籍制等制度已經被嚴重侵蝕，幾近形同虛設，開天盛世光環之下的王朝國家統治實際上已是危機四伏。

“安史之亂”爆發後，朝廷帝制集權遭到重大削弱，“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併”，土地買賣兼併行為更加恣肆。寶應元年四月，代宗頒《禁富戶吞併敕》有云：“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併，所以逃散，莫不由茲。”大曆四年十一月，代宗頒制又云：“急賦暴徵，日益煩重，加以水旱相乘，歲非豐熟，方冬之首，谷已翔貴。又宿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