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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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頃五十畝，八品、九品各二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一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併給。”而且，“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規定他們授得的永業田有永久的繼承權，可以買賣、貼賃和抵押，私有權十分明確。大唐還推行賜田制，賜給貴族、官僚們大量土地，也具有明確的私有權。同時，又有不同頃畝的職分田授給在職官僚以及公廨田授給政府機構，貴族官僚們雖不擁有這些土地的所有權，但實際擁有這些土地租佃經營的收益權。

但是，貴族官僚們對此並不滿足。在唐廷建立之初，他們中的一些人就開始了對土地資源和財富資產的非法佔奪。早在高祖武德年間，太子李建成就“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橫，併兼田宅”。太宗貞觀年間，澤州前任刺史張長貴和趙士達，“並佔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在益州，“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高宗永徽年間，“豪富之家，皆籍外佔田”，如長安富商鄒鳳熾，“其家鉅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內”。武周時，山南東道地區“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聖曆元年，陳子昂說蜀川地區情形雲：“今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征斂驅使，不入國用。”武則天崇佛，“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各地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既違法多佔，又經營工商。中宗景龍二年，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睿宗朝，太平公主恃功驕橫，“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成安公主則“奪民園，不酬直”。當時，“寺觀廣佔田地及水碾磑，侵損百姓”。

從這些李曜在中書省裡查到的案卷可見，高宗、武后、中宗、睿宗時期，貴富集團“驕恣縱橫”，已經“皆籍外佔田”、“倍取其多”、“奪民田”、“奪民園”，“侵損百姓”，公然違犯王朝田令政策和制度，全面展開對土地資源和財富資產的強力佔奪，廣設“莊園”、“田園”、“碾磑”、“邸店”等，依仗權勢進行兼併，明顯的幹著非法擴張的勾當。中書省裡錄有徐堅的話說，武周時，“高戶之位，田業已成”，貴富集團的土地積聚和田莊經濟已經初具規模。當時的“細弱下戶”即均田農戶等則被貴富集團“所兼”、“所奪”，被貴富集團“征斂驅使”和“侵損”，而“戶口逋蕩”，成為了“逃走戶”，即破產流亡成為了逃戶。景雲元年，睿宗敕雲：“諸州百姓，多有逃亡。”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上疏稱：“往年，人樂其業而安其土，頃年，人多失業，流離道路。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也說明當時已有相當數量的均田農戶由於土地被兼併而破產流亡，流民問題在此期間公開化，併成為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

而進入玄宗朝，貴富集團對土地資源的非法佔奪達到了猖獗的程度。中書省案卷記載：開元初年，“豪弱相併，州縣莫能制”，州縣政府已無法控制局面。開元天寶年間，“朝士廣佔良田”，薰染成風。刑部尚書盧從願“盛殖產，佔良田數百頃”。東都留守李憕“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竟已廉恥喪盡，積習成癖。

李襲吉的先人、權相李林甫當道近二十年，“京城邸第，田園水磑，利盡上腴”。在此期間，宦官勢力囂張，也大量違法侵佔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