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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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閱微草堂筆記》多是因果報應的故事，透過妖怪鬼狐來說明善惡報應的道理。曾國藩既然給《紀氏嘉言》寫序，那麼他肯定也是在倡印這本書，希望透過因果報應的道理引導世人棄惡從善。同時，曾國藩說紀氏《閱微草堂筆記》錄鬼怪明因果，“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說明他也希望這些宣傳因果報應的書能夠在人間廣為流傳。

《曾國藩評傳》裡說：“其孫論者為佛家輪迴因果之說，在佛門教義中雖屬小乘，但在民間則有普遍之勢力。曾公處儒家之地位，雖以其說為妄；於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讚揚；蓋亦頗有折衷之趨向，誠不愧為一綜合學派也。”

綜上種種，李曜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僅用集大成來概括曾國藩對中國文化發展所做的貢獻就沒有具體的指導意義，而將曾國藩定位為“中國近代新儒家的創始人”則名副其實。

李曜覺得，強調把“內聖”透過“外王”表現出來，這“外王”之業在曾國藩那裡叫做“經濟”，可引申為民主和科學。這一思路與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牟宗三等後來新儒家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都學習了曾國藩相容幷包的寬大情懷，將儒釋道為核心的中國文化重新組合，使中國文化重新發揚光大。

曾國藩的新儒學與舊理學對比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兼收幷蓄，為我所用，這種包容作風是程朱理學從來也不具備的。舉個例子，中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後世都把梁漱溟排在第一名，他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這一說法梁漱溟從未和家人說過，也幾乎不向朋友提及。趙樸初說，梁先生不會說假話，他這話是真的。如此看來，梁漱溟的真正身份並非最後一位大儒。這就說明新儒家的思想，與程朱理學已經有根本的區別。朱熹說得不多的反佛言論，他的門人也還要大加渲染，好像理學與佛學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新儒家卻不是這樣，這種包容作風是從曾國藩開始的，那麼發展到梁漱溟以一個和尚的身份來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先生一生吃素）也就不足為怪了。

數千年儒學發展脈絡在心，手中的文字漸漸變多，長達萬言的《新儒論》終於在即將天明之時完稿。

今日朝會，《新儒論》便將橫空出世，震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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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實在前幾天，我好像就在讀者qq裡提到了擁有“相容幷蓄”的新儒學這個思路，其實那就是受曾國藩的影響的。之所以李曜的“新儒學”基本只考慮到曾國藩這一步，當然是鑑於唐朝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來確定的。

第212章 秦王變法(一)

“戌午，正月二十九，帝表昭宗，呈《新儒論》，首倡儒之大者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遂請改貢舉，立‘新君子六藝’之科，行總分制，以選良才。朝會議論，眾說紛紜，昭宗不能決。二月初一，昭宗改貢舉，皆帝奏之制。又以帝守中書令，南衙設座。自此而始，朝野上下，不呼其名，但稱‘右相’。由是天下振奮，‘經世致用’大行其道，‘相容幷蓄’舉國效行，此國朝中興之肇始也。”——《唐書·聖宗本紀》。

這一次，李曜再不是那徒具虛名的檢校中書令，而是正正經經的中書令，是兵控長安、執掌朝政的右相！

何為中書令？何為右相？

大唐沿襲隋朝制度，唐武德三年，將隋時因避諱而更名為內史令的這一相職復為中書令。高宗曾改為右相。武則天時改中書令為“內史”，中書省為“鳳閣”。玄宗開元初一度改為紫微令，天寶初又改為右相。後均復舊。唐之中書令為三省長官，真宰相，品級本為三品，大曆中升至正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