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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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楊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睹所謂焜耀者哉？

餘為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現省焉。

莊生就是莊子，與老子一起成為道家學派的主要創始人，他的清靜無為的思想是讓人們淡泊名利，遠離塵世，韜光養晦，藏起鋒芒，具備一種出世的精神。因此，曾國藩認為一個人應當謙虛謹慎，不要鋒芒畢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只應當露出兩三分。

曾國藩正是繼承了這種思想，所以他替劉蓉詳細論述“養晦”的含義，希望讓孟容的志向更加堅定，而後世的君子，也能從中借鑑，反省自己。

曾國藩曾經還送詩給其弟弟曾國荃，這首詩更加突出地表現了這種淡泊世間名利的出世精神。詩曰：“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最後則是借鑑佛家因果報應的思想，引導世人棄惡從善。

曾國藩雖然以儒為歸，但他與佛教也有密切的關係。他一生不立門戶，兼收幷蓄，取其所長，為我所用，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個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國藩的新儒學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響。

曾國藩認為儒佛兩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來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揚佛教因果輪迴報應的思想，認為人的功名屬於命中所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曾國藩在《紀氏嘉言序》中說：“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相同，亦未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說紀氏《閱微草堂筆記》錄鬼怪明因果，“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故釋氏之說有益於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報應，家書中說：“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即不能馬上看到），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因為曾國藩確信佛教有益於淨化人心，所以勸善佛書，曾國藩常常助印結緣，家信說：“《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回，《陰騭文》、《感應篇》亦須公車回南去乃可帶。”曾國藩自己也經常抄寫佛經，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記：“寫《心經》一本。”初10又記寫《心經》一冊。

曾國藩在《紀氏嘉言序》中雲：“士之修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慾而為善，無畏而不為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勸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為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兇咎；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而寡罪。故《易》稱餘慶餘殃，《書》稱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後者，率小役大，弱餉強；強橫之氣塞，而聖哲與奸宄同流傳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為輪迴因果之說。其說，雖積惡之人，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不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降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淫，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於窮吾之說。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則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為妄。從事後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貶，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

“紀氏”就是紀曉嵐，清朝《四庫全書》的總編，後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電視劇中與和珅對立的紀曉嵐形象，卻不知道紀曉嵐還是一位信仰佛教的在家信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