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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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以夷狄之教斥佛，是拘於名而忽於實，因為真理不受地域侷限，“果不通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蹠，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求實者矣。”韓愈斥佛“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治乎人”這是“忿其外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柳宗元其實也不贊成出家脫離生產，但認為這是枝節問題，而關鍵在於佛法包含真理。而且在世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汙濁氣氛中，有信仰的僧人“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

柳宗元在官場上遇到的多是傾軋、鑽營、狡詐的官僚政客，使他傷心痛苦；而他卻在出家學僧那裡找到了知音，感到他們高雅清越，沒有俗氣，可以成為遠離名利的性情之交。他讚賞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閒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鹹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亦其遠矣。”可知柳宗元樂與僧人遊，一取其讀書能文，二取其淡泊名利。《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中有“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之語，又贊成文暢上人“統合儒釋，宣滌疑滯”之舉。

然而讓李曜覺得遺憾的是，儒佛如何並用、如何統合，佛法與《易》、《論語》又是怎樣相通，柳宗元語焉不詳，未能形成專論予以系統說明。他的觀點散見於論、序、記、碑之中，這月餘時間裡，因為往來學者極多，對韓愈與柳宗元的經歷、文章也談及甚多，李曜對柳宗元的認識也比過去在書本中讀到的更多。

他因此試著將柳宗元未曾形成系統的觀點概括起來，認為其佛儒會通的具體含義有以下幾點：

其一，佛教講孝敬，與儒家相合。《送元皓師序》說：“餘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而元皓師則不然，他求仁者幫助歸葬其先人，“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與？”又說：“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皓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送浚上人歸淮南覲省序》亦云：“金仙氏之道（即佛教），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

孝道是儒家倫理之首，也是全社會道德行為評價的第一位標準，自漢魏以降執政者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

佛教東漸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的關鍵性問題是“眾生平等”的觀念與孝親敬長的觀念的矛盾。佛教提倡離家棄親，出家修道，儒學強調敬養父母、傳宗接代，如何將這兩者加以調和是佛教華化所不能迴避的問題。南北朝以來，中國佛教學者提出兩個辨法；一是宣傳間接行孝論，二是發掘佛典中類似於孝道的內容。如劉勰作《滅惑論》說，佛家之孝在於“學道拔親，則冥若永滅”，因而非但不是不孝，而且是大孝。孫綽《喻道論》則說：“佛有十二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

柳宗元認為，出家人不必斬斷一切塵緣，對先輩的孝敬之道應當保留，並且在盡孝道的過程中體悟大道，即所謂“勤而為逸，遠而為近”，這樣的人能在入世中出世，才是真正的知“道”者。柳宗元同孫綽一樣，把在佛經中本不佔重要地位的報恩思想突顯出來，並且說可以透過孝道得到解脫（“由孝而極其業”），這都是用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和眼光來解釋佛教，以期打通佛儒之間的阻隔。

其二，佛學講生靜性善，與儒學相合。《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認為人類在鬥奪賊殺中喪失了自己的本質，“悖乖淫流，莫克返於初”，“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佛教叫人還其本來面目，也就是復性。《樂記》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