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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並不打算弄出個宋時的理學來,但理學雖然常為他所棄,卻也仍有不少思想直接引入、借鑑。當然李曜認為可借鑑更多的,不是宋朝理學的高峰程朱理學,而是由宋朝陸九淵提出、明朝王陽明完善並達到巔峰的陸王心學。
陸王心學的一些思想、理論如果用得好,效用可謂無窮。舉個例子:日本近代的著名軍事家東鄉平八郎,就為王陽明學說深深折服,隨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陽明”。王陽明心學甚至被看做是日本近代快速崛起的精神動力和思想指引。
新儒學,什麼樣的新儒學才是中華民族需要的?李曜聽了這一場辯論之後,忽然多了一絲明瞭。
第211章 掌控四鎮(廿一)
ps:本章是描寫李曜“新儒學”理論的最後一章,下一章開始“秦王變法”,對這一章儒學理論沒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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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燈下,大唐新晉的隴西郡王李曜正在奮筆疾書,上好的白麻紙上寫滿了他王右軍風格的字跡。如果將他身旁放著的稿件全部整理起來,會發現最開頭的一頁,打頭三個字是:新儒論。
按照李曜幾年前就已經做好的規劃,當他一旦有機會影響朝政動向之時,則要開始進行新儒學的傳播,為接下來準備進行的變法改良做準備。如今時機已經成熟:作為河中節度使,吞併了原先同華節度使的關中最東面一塊,坐擁潼關天險;關中第一強藩李茂貞以被自己打殘,其割據地盤被自己拿下一半左右,如今邠寧、保塞、天雄三鎮已經由河東集團中與他最為親密的三名兄弟執掌,而且這三鎮與河東路上連線也要經過河中轄地,河中的地位毫無爭議。
變法,絕不是請客吃飯那麼簡單,可以說幹就幹。沒有民心思變的局面,沒有正確的變法思路,沒有足夠的政治基礎,沒有預先的物資準備,沒有完整的變法大綱,沒有推進的具體步驟,沒有執行的得力人手,沒有應變的提前預計,沒有……總之缺了一條,變法都幾乎可以說是等於自殺!
正因為如此,李曜才看似很突兀地號召進行了這次儒家學術大辯論,並且在辯論進入高-潮之際將自己的所思所想寫下來,準備昭示天下。這其中的用意是非常明確的——開風氣之先。
多讀一千多年的歷史,就多了一千多年的經驗教訓在腦中,李曜對新儒學的思考其實不是一天兩天,當初他那當了一輩子“教書匠”的祖父曾有頗多藏書,其中關於洋務運動時期的佔了四分之一。李曜印象最深刻的幾本書裡,有寫曾國藩的、有寫李鴻章的,當然還有些袁世凱、孫中山的,其中寫曾國藩的某本書中,曾說曾國藩是近代新儒家的開創者。李曜那時候正是年輕氣盛之時,對任何“開創者”都很有興趣鑽研一番,於是也仔細找了些跟曾國藩有關的書看,順帶的,也就對所謂的“近代新儒家”有了一定的瞭解。按照那些後世的主流看法,儒學的發展,大體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原始儒學時期。時間在秦前,以孔孟曾顏、荀子等人物為代表,創始人是孔子。秦朝在他們站在儒家發展的角度看來,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過渡王朝,它存在的時間短,儒學不僅沒有得到發展,而且還受到嚴重的破壞(焚書坑儒)。
第二階段是官方儒學的形成和發展時期。當儒學作為封建王朝意識形態之後就正式變成了官方儒學,其形成的標誌是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董仲舒把儒家的倫理思想概括為“三綱五常”,漢武帝採納了他的建議,從此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並延續下去。
在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後,其發展也是波浪式前進的。當佛教東來,佛學風彌,道教也乘時而興,儒學文化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魏晉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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