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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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發展中就發揮著重要作用。州城之“都稅務”曾經曰“茶鹽商稅務”，“國初，茶鹽有榷官，自設市於此收稅，官通領之。熙寧三年，罷科賣茶，故至今只稱‘鹽商稅務’。雖產浮鹽，久不給，其名不廢也”。而“臨河務”又曾經是“古南鎖港”，有“凡百貨舟載此入焉”的記載，說明其在商品流通中的重要地位。在縣一級也設稅務，史稱“有九縣十務”，即“閩清、長樂、羅源、寧德、長溪、永福、連江、福清與古田裡、外二務是也”。

第三層次，即鎮市稅務，那是隨市場發展，市鎮博興後的產物。在北宋時期，不僅在縣級以上設務，鎮一級地方也有稅務：如哲宗元佑四年(1089)，韓城村因“人物繁盛，場務系百姓撲買”有司“欲乞改為鎮，創酒稅務，置監官一員”，得到朝廷的批准。又如福建路各縣之下有黃崎鎮、水口鎮、閩安鎮、海口鎮等鎮務，政和八年(公元1118)明確規定了“十縣務及四鎮正額”。嘉定年間，太平州黃池鎮也有鎮務。總的說來，南宋各地的鎮之稅務雖時有興廢，但其存在並開始增多已經是事實。

此外，在新興的鄉村“市”中也出現有“稅官”的記錄。這些新興的市，商品種類、流通量及成交額都有侷限，即所謂“鄉落有號為‘虛市者’只是三數日一次市合”，故“初無收稅之法”。但由於“州郡急於財賦”，多“創為稅場”，或令人買撲，政府坐收課利；或令攔頭收稅；或由官府直接差官措置稅收，如紹興二十一年(1151)“詔省洪州武寧縣巾口市官監酒稅，從本路諸司之請也”，這說明此前巾口市曾有監酒稅之官。又如，慶元府鄞縣有下莊市、林村市、橫溪市、甬東市、東吳市、小白市、韓嶺市、下水市等，有的直接設有稅務或稅場，如下莊酒務、林村酒務，且直接有監官，“下莊酒務，監官一員；林村、黃姑林酒務，監官二員”等等。由上可知，上自京城，下府州乃至鎮市，宋代都以稅務機構和稅務監官的形式直接控制了各級市場。那些在唐代還只是臨時性的機構或是臨時性的特殊官員，到了宋代大都成為常置機構和常設官員。

其次，宋代各級稅務創置的時間有早晚之別。第一層次的都商稅務在宋建國之初就已經存在，如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司勳郎中監在京商稅務蘇曉就奉命查辦供備庫使李守信貪汙案。第二層次的地方各府州縣稅務設定大約在太宗以後；而第三層次的鎮市稅務設定多在北宋末及南宋年間，如前面提到的政和八年(公元1118)對福建路十縣及四鎮稅務稅額的規定；又如紹興年間，稗牛鎮有鎮務；湖州烏墩、新市鎮務等等。設定時間之所以有差別，一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所致，一是“以稅代管”市場管理模式逐步完善的表現。

再次，儘管說宋代透過稅務層層分佈控制了全國的各級市場，但有宋一代的官員也常常因為“以稅代管”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而產生質疑，對地方州縣是否應當設定“稅務”始終存在爭議。到北宋仁宗時期，各地方官員為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盲目擴充套件稅源，產生諸多弊端，增加了百姓負擔，一些官員紛紛上奏批評稅務“刻虐日甚”，使得“商旅為之不行”，而朝廷也開始頻頻下詔欲遏制不良態勢：天聖五年(公元1027)五月，因“河北諸州、軍酒稅務自有監臨官，而轉運使復差官比校歲課，務以侵民”有詔罷之。天聖七年(公元1029)，“詔天下稅務毋得瀆傒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詔天下商稅務今年所增稅物名件盡除之”。皇祐三年(1051)“詔綠汴河商稅務無得苛留公私舟船”，諸如此類。

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蘇軾又言“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綠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