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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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宋朝所行使的手段，將朝廷直管改變為“以稅代管”。

他記得在宋朝文獻中的“市”，實際已經成為一個更加廣義市場的概念，它不再是單純地指大唐那種有著一定空間範圍和時間的交換場所——市，而是指廣泛分佈在城鄉的各類市場。

事實也證明，宋代的市場較唐代已經有更加明顯的發展，城市若以兩宋都城為例，隨著坊市制度的崩潰，以鋪席貿易為特點的各色店鋪在城中連街沿巷的分佈著，市場繁榮；在鄉村，鎮市的蓬勃興起體現出市場發展的勃勃生機。面對這樣的市場發展，宋朝的市場觀發生變化，使唐代以來透過“商稅”以增加國家收入的意識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在現實中，一方面朝廷下放對具體交換場所的管理權，將瑣細事務交予牙人、小吏；另一方面，則是加強稅收機構的完善，從另一個角度實現對市場的有效管理。從現象上看，增加國家收入是事實，但發揮市場優勢，國家透過稅收控制市場，最終實現交易利潤的最大化卻是其經濟實質。所以，市場管理由“以稅代管模式”取代了過去的“直管模式”。

李曜並不是一個過於衝動、過於理想化的人，他知道大唐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不改革肯定不行，但成功的改革決不能是空中樓閣。此前他就曾經詳細研究過王莽改革失敗的原因[無風注：見本書前文。]，此時到了自己要改革的時候，自然就要找到最適合大唐改革的方向，經過對比，如果條件合適，就要大力推進。商業集市的以稅代管，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宋朝以稅代管的模式，也是李曜的主要參考物件。

而宋代“以稅代管模式”的形成發展，最有說服力的也許是“稅務”的建立和完善。入宋以後，“務”作為市場管理和稅收機構在宋代設定得越來越普遍，涉及的經濟事務也遠遠超過唐和五代。建隆元年創制“商稅則例於務門”，並規定“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至太宗年間，以“樞密直學士杜韡。州稅”，史稱“以朝臣監州稅始於此”。雍熙三年(公元986)方形成制度，規定“監當使臣”由京朝官任，“並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舉之”，此後“遂為定員”。從太祖立商稅則例至太宗雍熙年以朝臣監州稅，表現出宋對廣義市場的管理基本完成了機構、章法及專職官員的建制過程。也許可以說，這就是宋代市場“以稅代管模式”建立的標誌。

當然，既然是參考借鑑，稅率應該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宋朝時，其稅收物貨及稅率李曜曾在某論壇看見某大牛提到過。那位雄辯家稱，宋代“關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彘、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橐駞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凡州縣皆置務，官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蒞)；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之。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製，其名物各從地宜而不一焉”。

那位論壇雄辯家又說，宋代的稅收機構大都由太府寺所轄。宋承唐制設太府寺，其所屬機構有商稅務，收京城商稅；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掌收舟船木筏之徵；都提舉市易司，掌提點貿易貨物；雜買務、雜賣場、市易上界，掌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乘時貿易以平百物之價；市易下界，掌飛錢給券，以通官糴；榷貨務，賞折博斛金銀之屬；交引庫，掌給印出納引錢鈔之事；店宅務，掌管官屋邸店，計置出僦及民修造繕完之事；石炭場，掌受納出賣石炭等等。

而“免民行役，官自和市則歸雜買務”，雜買務，掌和市百物，凡宮禁官府所需以時供納。“斥其餘幣以利公私則歸雜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