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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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為了繳稅，必須把自家生產的農產品換成錢幣，因此錢幣開始流向了邊遠地區。

大唐的佛道非常的盛行，大量的佛像禮器製作需要大量的銅，如“皇太子奉為二聖於西明寺造鐘銅一口，可一萬斤”。代宗時，“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十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由此可見大唐的銅的消耗量是非常的大的，再加上當時的開採水平並不算高，這就勢必導致錢幣的鑄造量，從而導致錢荒。

銅荒的出現使銅的價格上漲，不少人常常銷錢為器從中牟取暴利，無疑又加劇了鑄幣數量的缺乏。在此萬不得已情況下，當時商人、諸軍、諸使富豪之家到長安進行貿易，就不用“以貨易貨”的笨重辦法，改用“貨物交換，價格計算”，“互開證券”，“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這就促使了飛錢的產生。

以上三點，是促使了櫃坊和飛錢產生的原因。簡單的說就是：首先國家重視商業，保護商業，當時的商人是非常活躍的，這促使了當時商業城市的崛起及商品經濟的發達。但是商人要經商外出購買足夠的貨物身上必須帶足夠的錢財，但是無論是銅錢還是絹帛，重量和體積都非常的大，一方面是運輸不方便，另一方面在長途跋涉的過程中引來盜賊。最後一個原因就是當時貨幣的不足也是產生飛錢和櫃坊的一個原因，而飛錢和櫃坊的產生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這個壓力。

顯而易見，商人對於自己身上有過多的錢肯定不會放心的。不妨設想一下，他們賺了錢之後放在親人那，但是如果到遠處經商的話也不方便，時間長了也不會放心。因此，類似以後錢莊的櫃坊就因應而生了。

櫃坊的產生和大唐的商人居住、存貨、交易邸店有關。邸店是怎麼樣的呢？“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和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遠近行旅多歸之”。

大唐法律規定，“邸店者，居物之處為邸，沽賣之處為店”。可知邸店是貨物存放和沽賣合一甚至吃食的地方，其服務物件是流動的商人。唐都長安西市是大商人竇乂的活動場所，他發現賺商人的錢比一般百姓容易，於是在西市“造店二十餘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竇家店”。長安東市的一平民王布，見開邸店有利可圖，也開始效法。由於商人運輸錢帛不便，看到貨物是可以存放的，很快他們也把錢幣存在某家他們可以信任的邸店裡，也是很正常的事，於是儲存並支付錢幣的櫃坊就從邸店中分化出來了。

後世關於櫃坊的記載是在唐德宗時期，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五月，藩鎮叛亂，以軍興籌措軍費，先是增稅、減俸以助軍。但仍然是“軍興庸調不給”，於是德宗納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言：“請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餘併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國用濟矣”。因此，德宗“詔京兆尹(韋禎)、長安、萬年令大索京徽富商，刑法嚴峻，長安令薛蘋荷校乘車，於坊市搜尋，人不勝鞭答，乃至自隘。京師囂然，如被盜賊。蒐括既畢，計其所得才八十萬”。於是京兆尹韋禎，“又取徽櫃質庫法拷索之，才及二百萬。”

這是關於德宗時期關於櫃坊的記載。於是便產生了為客商進行信貸服務與收取櫃租的辦法。大唐發生了和櫃房有關的故事。前面故事情節不再贅述，當張老給了韋義1000萬錢，讓他憑信物到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韋義當然是將信將疑。後來家道衰落時，便出現了下面這一情況。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之。

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出邸店還有副業，該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