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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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此事如果右相定要堅持，某卻也談不上反對。然則‘紙幣’一事，恕某斷難從命。”

李曜反問：“為何？”

崔胤道：“右相當知，如今國家財政吃緊，倘若大唐錢莊發行‘紙幣’，豈非便要取代‘飛錢’？以朝廷如今之財力，再失‘飛錢’收益，恐怕朝廷朝布此政，我等朝臣暮失糧祿！右相，你有兩池在手，何苦再逼著朝廷將最後一點收入取走？”

李曜聽得有些好奇，遲疑道：“飛錢與朝廷有何關係麼？”

崔胤一臉不屑，王摶等人則是面色尷尬，此時作為中書侍郎的陸扆離李曜這個中書令比較近，連忙附耳為他解釋一番，李曜才知道是哪裡出了差錯，惹得諸相均不同意。

大唐時期的中國，國家統一安定，農業手工業發達，促使城市交通和商業的發達。城市的崛起、商業的繁榮及唐德宗的兩稅法催生了“飛錢”產生。“飛錢”又稱“變換”，是大唐的一種匯兌方式，起源於憲宗時期，“飛錢”主要集中在繁榮的城市。這與當時大唐的商品經濟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先適應的。

大唐時期的中國，總體來看，可以說是民富國強，因此人們的消費需求也非常與日俱增，這就給商品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極好的條件。而大唐朝廷並沒有像西漢朝廷那樣用強制性手段去打壓商人，態度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出臺了許多保護商業的政策。在《恤民通商制》中有這麼一段話：“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將史官健，走海門者，人數不少，宜令宋式、李良瑍查訪人數，量事救恤…如聞溪洞之間，悉藉嶺北茶藥，宜令諸道一任商人興販，不得禁止往來。”這只是大唐重商政策的一個縮影。商人在朝廷的保護下，促使商業的繁榮，商人群體也不斷的壯大。

後世想知道大唐商人的具體數量已經不可考了，但是根據李曜最近的調查，僅長安城的東西二市，在過去承平時期就有工商店鋪8萬餘家，工商業人口在30萬人以上，當然最近這些年凋敝了許多。這些商人不僅僅只是在長安、洛陽、汴州等區域性範圍內經商，而是遍及全國各地，在絲綢之路上就有不少胡商。

大唐時期的中國的商業發達，儘管政府仍然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不過對商業的重視倒是空前的。大唐，絲綢之路把帝都長安和中亞、西亞、東歐等地區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聯絡它們的紐帶，就是商業貿易。從總的精況來著，絲綢之路編織了一條巨大的交通網。在這個交通體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城市，有控制人員往來的關、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驛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鋪，也有大型的“市”即現在的集貿市場。因此絲綢之路給大唐帝國帶來的收益是難以想象的，唐玄宗“稅商胡以供四鎮”。這時候的貨幣主要是銅錢和絹帛，無論重量還是體積都非常的大，古代的交通條件又差，靠著駱駝、馬的交通工具運輸又非常的顯眼。因此如何避免經商時攜帶許多貨幣帶來的不便以及危險呢？這顯然是大唐社會重要的一個社會問題。

大唐是我國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貨幣的嚴重缺乏。這是由於那些原因產生的呢？建中元年(780年)，由宰相楊炎建議推行的兩稅法，實質上就是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的新稅制。

兩稅法使得農民的賦稅簡化為地稅和戶稅兩種，地稅徵糧，戶稅徵錢，分夏、秋兩季繳納。採用以錢定稅、以錢完稅，擴大了貨幣流通的範圍，增加了社會對貨幣的需求。所以，兩稅法的實行是當時錢幣不足問題的直接原因之一。

實行兩稅法之後，“唐政府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米四百餘萬解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米千六百餘萬解，以供京師。”此時國家的收入中都是錢幣，必然需要大量的貨幣。同時兩稅法的實行擴大了商品流通的範圍，特別是邊緣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