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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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x100＝5x100＋6x＋(5x100＋6x)x2／10；x≈3333裡。

即千里販運可以實現。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史載“上以關中饑饉，米鬥三百，將幸東都。”採取的是就食政策，以人口流動取代糧食流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關中地狹，餘糧不足以供應，而從外地運糧至京成本又太高，朝廷與百姓都不能承受。故《新唐書·食貨一》後來寫道：“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結，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

第三“題”，開元六、七年，米鬥3錢。開元九年，于闐粟鬥別15文，折米鬥26文。在糧價之差為23文時，能否實現糧食由關中或中原向西域的流通？計算結果是不能。因為在糧價差僅為23文時，糧食陸路販運最遠距離x為：

26x100＝3x100＋6x＋(3x100＋6x)x2／10；x≈310裡。而於闐距安西都護府治所西州就有2000裡之遙。

第四“題”，開元十三年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鬥不至20文。開元二十五年，米鬥之價錢13，青齊問鬥才3錢。取青齊米價鬥3錢，兩京米價鬥20文計算，青齊與兩京問能否實現千里販運？齊州至東都1244裡，青州距東都1607裡。齊、青兩州距長安更遠。若陸運車載由齊州販糧至東都，米百斗的經營成本是：

c＝3x100＋6x1244＝7764文，即每鬥約78文。高出東都糧價58文。也就是說，在青齊與兩京問糧價差僅為17文時，商人非但無利可圖，還會賠本，故兩地間的糧食千里販運不可能實現。

第五“題”，天寶四載(公元745年)沙州和糴糧價，其中粟鬥估27文、32文；敦煌(即沙州)“五穀時價”，其中粟一斗直錢叄拾肆文。按粟價鬥40文，米鬥70文的比例折算，沙州米價為47文、56文和60文。假定某地糧價為開元二十五年的米鬥13文，取沙州最高糧價米鬥60文計算，其糧食陸運車載的最遠距離x為：

60x100＝13x100＋6x＋60x100x1／50＋(13x100＋6x)x2／10

x≈600裡。其中購買糧食成本佔總成本的22％，運費約佔總成本的60％。

第六“題”，德宗時期，關輔之地，年穀屢登，谷價約鬥40有餘，米價約鬥70以下；而淮南諸州，米每鬥當錢一百五十文。若陸運車載，鬥米150文的價格，求百鬥米的最遠販運距離x的計算式為：

150x100＝70x100＋6x＋150x100x1／30＋(70x100＋6x)x2／10

x≈875裡

而揚州到長安的陸路距離最近的也有2753裡之遙。若水運，從長安至揚州2500餘里的百鬥糧食經營成本為：

c＝70x100＋(700x3.75＋300x3.13＋1520x3.13)＋150x100x1／30＝14321.6文

可見，無論水運、陸運，在長安與揚州間糧價差為80文時，不能實現兩地間糧食遠距離流通。

第七“題”，若兩地間糧價差為150文時，能否實現陸路千里販運？答案仍是否定的。元和元年(806年)，江淮大旱，宣州鬥米價200。假定它處豐收，鬥米50文，為賣出千米200文的高價，其陸運車載的最遠距離x為：

200x100＝50x100＋6x＋200x100x1／30＋(50x100＋6x)x2／10

x≈1851裡；若水運其距離可達5000裡，這是指在沿流而下時。在邏輯上銷售價為鬥米200文時，糧食陸運距離可超過千里，可實際上並不能實現。事實正如李翱所述，當宣州米價鬥及200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