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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端王傅吳德令仲孺家財鉅萬,以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並嘗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搖震,自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
對於此時京城之形勢,當時的有識之士早已看出有累卵之危,段秀實就向德宗諫言:
“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日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
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犬彘馬牛悉能為敵。伏願少留聖慮,冀稗萬一。”
陸贄也為此向德宗進言,但德宗對於這一問題卻始終沒有重視起來。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詔徑原節度使姚令言率領徑原之師前往增援平叛,但在徑原兵途徑長安時,由於稿賞問題激化了矛盾,徑師竟然發生了譁變。如此禍起肘腋,德宗令神策軍前往迎敵,卻不料在京城的神策軍竟然無一人前往。德宗無奈只有倉皇出逃。而在逃跑的過程中,緊緊跟隨唐德宗護駕的竟只有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所率之人。文武大臣如姚令言、源休、張光晨等紛紛附逆,叛軍遂擁立朱沈為帝。德宗逃至奉天后,朱砒立即向奉天進軍,唐王朝頃刻之間就有覆亡的危險。而此時在河北平叛的神策軍主要有李最部、陽惠元部和尚可孤部等。李晨等聽聞徑師之變,立刻從河北迴軍平叛。從河北迴師的這幾支神策軍本就為原鎮守京城的精銳之師,戰鬥力強,且這些神策軍將也多為良將。李晨、尚可孤和邢君牙等皆能精誠團結,配合作戰。其間雖又經朔方赴難之李懷光的叛亂,但仍能憑藉以神策軍為主力平息叛亂,使德宗重回長安,唐朝轉危為安。
這次徑師之變對唐德宗打擊甚大,使他全面改變了建中年間的政策。對於河北藩鎮父子相繼的情況不再過問,而對於中央禁軍來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將禁軍的主力神策軍重新交由宦官執掌。因而徑師之變最大的贏家有兩個,一個是神策軍,另一個是宦官集團。這次能夠鎮壓叛亂,克復京師對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軍隊便是神策軍。它強大的戰鬥力和對唐王朝無比的忠誠,都在德宗心裡留下了深深地印象。從戰鬥力來看,神策軍能夠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多次扭轉戰局,最終平定所有叛軍;從忠誠上看神策軍的表現也是無可比擬。由於種種原因,前來赴難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竟然也發生叛亂,這對德宗的心理造成了很大沖擊,與神策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加深化了德宗對神策軍的好感。在徑師之變中因為原神策軍統帥白志貞的無能,使得德宗被迫出逃。而在此過程中許多文武大臣都背叛了唐朝成為逆臣,這些人中有德宗曾經甚為器重和信任的臣子,如姚令言、李忠臣和硃批等。故而這種情況使得德宗對於這些文臣武將均產生了不信任感。
反觀宦官集團在這次事變中的表現,宦官竇文場、霍仙鳴自始至終均忠心耿耿的陪伴在德宗左右,並率領衛士勤王護駕。這些情況使得德宗在心理上產生了對比。一方面是紛紛附逆的文臣武將,而另一面卻是忠心耿耿的宦官集團。自然而然,德宗對於宦官集團產生了強烈的信任感和親切感,於是摒棄了建中初年疏斥宦官,親任朝士的政策,開始大規模的放手使用宦官。
從深層次講,在唐德宗時期,對於皇權統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藩鎮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出現了李希烈、朱泚等欲取唐而代之的藩帥。而皇權與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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