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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四者中,最有實力的要數宰相和神策軍中尉。前者是政府官員的首腦、掌握著政府機關;後者則控制著御林軍、維繫朝廷的安危。相比之下,翰林學士、樞密使手中並無實權,只是在決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中樞成員並沒有固定的輕重次序,四者都有過權力獨專的時候,他們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決於皇帝的態度。而當時李曄登基之後,自然也要選擇其中一個來輔佐自己治國安民。
神策軍中尉和樞密使都是由宦官擔任,此二者是打壓的物件,是不可能重用的;而翰林學士在晚唐才進入中樞,目的是為了消弱相權,可現在的相權非但不能消弱,反倒應該扶持。那麼倚重的物件已是一目瞭然。
於是李曄臨朝初期,即把宰相當成倚重的物件,朝政皆與其商議。
李巨川回憶起文德元年時,朝中有四位宰相:首相韋昭度、次相杜讓能、孔緯、張濬。四人都是僖宗朝的宰相,在李曄登基後繼續留任。這四個人都是名人,李巨川那時已然“出道”,對他們的瞭解當然不差。
韋昭度,京兆韋氏。韋氏在本朝是大族,分為東眷、西眷、京兆、駙馬房、勳公房、南皮公房、龍門公房、逍遙公房和小逍遙公房等九房。俗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韋氏族群龐大,韋昭度個人又才華出眾,加之經營內廷有方,成功上位。
杜讓能,字群懿,大唐開國元勳杜如晦七世孫。其父杜審權為懿宗朝宰相,頗有政績,人稱“小杜公”。鹹通十四年,杜讓能中進士,以“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深得僖宗賞識。杜讓能對大唐是赤膽忠心、肝腦塗地。僖宗初次幸蜀和再次逃亡期間,杜讓能歷盡千辛萬苦奔赴御前,追侍左右、寸步不離,令僖宗大為感慨,極其依重。李曄登基前即參與朝政、“握兵中要”,與杜讓能來往頻繁。既欣賞其才學、又看中他的忠義。即位後,除繼續讓他留任次相外,又使其進入三公之列,位極人臣。
孔緯,字化文,山東曲阜人,正宗的孔子後裔,聖人血脈。大中十三年考中進士,在宣宗朝即做到了戶部侍郎。孔緯為人“器志方雅,疾惡如仇。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因保駕有功,被僖宗提升為宰相。
張濬則是個“奇人”,此公倜儻不群,詩書滿腹。就因為經常口無遮攔,故不容於世人;應舉時,旁人也不待見。張濬於是鬱鬱寡歡,索性隱居深山,漁樵耕讀,自給自足。後來樞密使楊復恭出使途中與張濬邂逅相識,驚豔其言談舉止,在他的大力舉薦下,張濬由不名一文的一介白丁直接當上了太常博士。不久,楊復恭失勢,張濬突然開竅——見風使舵、轉而投靠田令孜,官是越做越大。當然了,這種品性,漫說李襲吉,就連李巨川也是看不上的。
光啟三年九月,張濬拜相。其時又是楊復恭掌權。雖然楊復恭對張濬的“二五仔”行為是恨得牙根癢癢,但因為是僖宗看中的人才,也不好明裡反對。楊復恭扶立李曄後,自命定策國老,一時權勢熏天、風頭無兩,有意想排擠張濬。豈料李曄同樣賞識張濬的“才幹”,知道他與楊復恭有隙、硬是頂著不辦,楊復恭徒呼奈何。
李巨川得了李曜點撥,回過頭來細想才發現,可能在皇帝和宰相們商議研究如何抑制宦官的同時,如何削弱藩鎮的準備工作也就已經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了。但回過頭來一想才發現,原來皇帝也有眼前這位李蒲帥的習慣,總想把兩件事辦在一塊兒解決。宦官、藩鎮,他想一併做出處理。
安史之亂後,特別是黃巢之亂後,國朝內地的許多節度使各佔一方,對抗朝廷,他們在轄區內任意擴充軍隊、委派官吏、徵收賦稅不說。節度使的職位常常父死子繼,或由其部將承襲。這些節帥們利用手中的兵權、財權,威脅朝廷,甚至起兵反叛。
面對這種情況,李曄自然就認識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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