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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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轉化官僚也無法遏制其經商行為，朝廷所能夠繼續抑制打擊的只剩下民間中小私營工商業，抑商政策在這時實際上就走向了廢壞。

另外，對於一個王朝而言，重農抑商本身也不可能長久堅持。

重農抑商政策雖然是歷代朝廷推行的核心經濟政策，為維護王朝統治服務。但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經濟整體結構執行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民間私營工商業必然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這是一個客觀的經濟規律，不是政治權力所能任意加以抑制和長久摧殘的。歷代推行重農抑商政策，運用政治權力，採取超經濟方式對民間私營工商業實施抑制打擊，本質上是與社會經濟整體發展要求和發展規律相矛盾的。這種矛盾屬於國家政權與經濟法則之間的衝突，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上升，勢必會越來越尖銳。這種矛盾註定了抑商政策的歷史暫時性，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必然會突破政治權力的超經濟強制。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必然引起的商品貨幣流通的活躍，原先的歷史上，到了明朝和清朝時期，民間私營工商業更趨成長和成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已經在王朝統治的母體中顯著出現，預示著社會形態上的前進變革趨勢。

然後明、清王朝統治者依然堅持重農抑商政策，依然抑制打擊民間私營工商業，推行了一系列不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制度措施，從而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造成社會進步與政治強權之間的尖銳對立。這時的重農抑商政策就失去了其歷史合理性和進步性，而日益呈現出其反經濟發展性、反-社-會進步性，嚴重阻礙遲滯社會的前進。

到了封建社會後期，中西封建國家的商業政策已經迥然不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國家在明清兩代基本上依然推行傳統的抑商政策，而在封建社會後期產生的西歐專制主義國家卻執行了促進商業發展的重商主義政策。兩種不同的選擇，對中西封建社會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西歐由此加速了封建經濟瓦解的過程，順利地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而中國封建社會卻長期延續下來，直到1840年外國侵略勢力發動鴉片戰爭後，中國才開始結束自己在封建經濟瓦解道路上躑躅的局面，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道路。

穿越者的好處就是“站得高看得遠”，李曜很多事情是站在後世的角度回過頭看歷史，這樣有時候可以少走許多彎路，農與商的問題同樣可以借鑑後世經驗。

哪怕就在李曜穿越之前，中國的國民經濟仍可以說是以農業為基礎，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的基礎地位仍然十分重要。重視農業，保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是一直十分明確和一直在大力加強的。什麼“農業現代化”、“以市場為導向”、“農業產業化”之類的詞彙，新聞裡經常聽到。

傳統重農抑商政策所主張的要實現重農就必須抑商，或者說必須實施抑商才能實現重農，李曜認為完全不可取。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特別注重農業與工商業之間的內在聯絡和相互促進作用，沒有工商業的相當發展，就不會有農業的相當發展。而且，現代農業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農業產業化，則不但需要工商業的發展，農業產業化本身就包含了自身的工商業發展。農業產業化表明農業已經不是單純的種植業、養殖業和畜牧業等，而是包含了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的工業化生產和商業化運銷。農業產業化已經將農業和工商業融為一體，密不可分，成為複合運營的現代產業經濟。李曜大力推動新型農業器械的創造發明、推廣應用，為什麼？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現代經濟是農工商各行業的綜合經濟，李曜如今做了節帥，也多次向下面灌輸“無農不穩，無工不強，無商不富”的觀念，但畢竟能經常“聆聽教誨”的只是身邊的將領、幕僚，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