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節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商朝和西周時期，工商業的發展模式是所謂的“工商食官”，即工商業由王朝官府壟斷經營，全部工商業為官營國有。在這一歷史時期，王朝國家既重農，又重工商，不存在主張抑制工商業的思想和政策。如《史記·貨殖列傳》就引《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逸周書·程典》則載周文王也說：“士大夫不雜於工商，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工攻其材，商通其財，百物鳥獸魚鱉無不順時”，主張農、工、商、虞四大行業各專其業，共同發展，工商業和農業同樣被視為社會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門類，行業之間也沒有主次重輕之分。

抑制工商的思想和政策，是隨著東周（春秋時期）以後私營工商業的發展而產生形成的，經歷了從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的一個較為長期的歷史過程。自春秋時期，民間私營工商業開始出現與發展，“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就是在官府繼續經營國有工商業的同時，民間私營私有的工商業開始發展，打破了工商業全部由官府壟斷經營的局面，形成官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並營並存的新局面。

春秋戰國時期，民間私營工商業日趨發展壯大，商業貿易活躍，引發了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私營工商業者靠經營工商業迅速發家致富，一則“富可敵貴”，不少工商業者積累起鉅額財富，富比王侯，甚至“擬於人君”，對王朝國家的等級秩序、統治秩序造成了強烈衝擊；一則“滯財役貧”，“兼併小農”，很多工商業者“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憑藉資產購買兼併農民的土地，武斷鄉曲，對王朝國家的統治基礎造成了強烈瓦解；一則誘使農民“棄農經商”，工商業比農業優越的經濟績效引發農民大量放棄務農轉而從事小工小商經營，衝擊破壞了社會經濟的基礎。面對這種情形，統治階級中的許多人從王朝國家的根本統治利益出發，開始思考針對民間私營工商業的對策，逐步產生並形成了重農抑商的思想和政策。

這一時期，重農抑商的思想和政策有許多典型代表，核心的主張是要鞏固國家政治統治，必須重農，而要真正做到重農，就必須抑商，必須抑制私營工商業的高度發展，把重農和抑商結合統一起來，來消弭引發嚴重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根源，使王朝國家的統治秩序尊卑有序，使王朝國家的統治基礎穩定牢固。當時，典型的重農抑商思想和政策，可以在《管子》和《商君書》裡找到不少。

譬如《管子?權修》載：“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

《管子?治國》又載：“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捨本事而事末作。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商君書?農戰》則載：“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遊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

《商君書?外內》還載：“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而）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遊食者眾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