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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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賜死或者殺死。如王鉷被告謀反，其子準例除名，“長流嶺南，至故驛殺之”。開元二十年(732)，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決杖，“流瀼州，皆賜死於路”。代宗倚裴茙以圖來瑱，裴茙性輕褊少謀，師興，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黎干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除名長流，俄賜死藍田驛”。

有文獻記載的，唐代被處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徵還的為7例；卒於道，或者途中被殺或者賜死的為6例；卒於流所的為15例；附加杖刑的為7例；長流的為13例；決杖又賜死者3例；長流又賜死者7例；決杖又長流者2例。鑑於被處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運者更為普遍，所以只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實輕的結論無疑是欠妥的。

至於第二點，該學者是基於這種認識：唐代公罪從輕，私罪從重，太宗卻規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因而得出流放輕於徒刑的結論。其實這是誤解史料。經查原文，太宗的規定並不是針對官員某項犯罪的判決，而是本著仁恕的原則，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等平議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因為公罪從輕，私罪從重，故“公罪流，私罪徒”二者在刑罰等級上地位才相當，這恰恰證明了流刑要重於徒刑。而且實際上，唐代也並沒有將流放作為輕於徒刑的刑罰手段使用。

另一位學者認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證據如下：其一，流刑懲治的力度“由古人對鄉土的依戀為保障”，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口流動的頻繁，人們對鄉土的依戀在減弱，故流刑的懲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雖無流遠之苦，無償勞動的時間卻比犯流刑者要長。其三，唐代在司法實踐中，將流放作為輕於徒刑的刑罰手段使用。

第三點理由無需再辨。只須談談“流遠之苦”是否輕於徒刑。

貞觀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裡數，量配邊惡之州”。可見流刑雖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執行中並沒有按照里程發遣。在實踐中，唐代將流刑犯相對集中地發遣至一些固定地點。其中以懲戒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佈在嶺南、安南、黔中、劍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區，以實邊、戍邊為目的的流人則主要分佈在西州、庭州、天德等邊城重鎮。

以其中的嶺南道為例，嶺南道具有兩個特點：

首先，距離遙遠。嶺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3705裡，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875裡，遠遠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規定的流放里程。考慮當時的交通狀況，帶枷長途跋涉數千裡，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環境惡劣。可以透過唐詩考察一下嶺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說：“海霧多為瘴，山雷乍作鄰。遙憐北戶月，與子獨相親。”王建《送流人》裡說：“見說長沙去，無親亦共愁。陰雲鬼門夜，寒雨瘴江秋。水國山魈引，蠻鄉洞主留。漸看歸處遠，垂白住炎州。”張均《流合浦嶺外作》說：“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楊炎《流崖州至鬼門關作》也說：“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

以上詩人向後人描述的嶺南，是這樣一個地方：瘴癘山魈等惡劣的自然環境，習俗迥異的蠻夷之鄉，地遠天涯、交通困難，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產生極為強烈的畏懼心理，認為嶺南是御魅之鄉、鬼門之關，此去凶多吉少，有去無歸。

至於詩中屢屢提及的“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范成大於南宋乾道九年（1174）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