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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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成為天下第一名門，此雙方皆有好處，為何不好？”

王笉淡淡道：“你們便都不關心華夷之別麼？”

王辯笑道：“李並帥雖是沙陀人，卻也是歸化人，一樣是唐民，何來華夷之別？”

王笉點了點頭，不再說話。

王辯說的，其實正是此時漢族士人對沙陀人的看法。漢族士人群體對於沙陀“夷狄”建立的政權，從一開始就予以認同並積極參與。史稱唐末“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昔武皇之樹霸基，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縉紳舊族，鹹登貴士”。都反映了這方面的訊息。

到後唐、後晉、後漢王朝建立後，漢族士人更是積極投入到沙陀政權之中，組成蕃漢聯合政權。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認同並積極參與合作的態度，與他們對契丹政權所採取的“誓死守節，拒不仕‘夷’”；或“被迫仕‘夷’而心懷貳志”；或“採取隱居的形式，消極地不合作”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如後唐翰林學士張礪，陷遼之後，感到“生不如死”，想方設法南逃，“誓死守節，拒不仕‘夷’”；儒士張希崇，陷遼後得到重用，“漸加寵信”，但這種不薄的待遇卻未能使之安心，最終尋找機會殺死契丹將軍，率眾南歸後唐；儒士劉昫在陷契丹後，中途逃跑，匿上谷大寧山中，與躲在這裡的儒士們“結廬共處”，後出山投後唐、依後晉；後晉翰林學士李浣，晉亡後歸遼，被授予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然而他對這些都不感興趣，決意南逃，以治病為名，“異服夜出”。被抓住後，兩次自殺。等等。

同樣是“夷狄”建立的政權，為什麼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呢？

唐末五代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採取不同的態度，首先與他們的國家觀密切相關，而士人國家觀的形成，又與唐朝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關係。唐前期的民族政策是什麼樣的呢？

同歷代中原王朝一樣，唐王朝也將周邊的民族或國家通稱為“四夷”或“夷狄”、“蕃夷”等等。但是，同樣是“夷狄”，性質卻有所不同。《唐律》將蕃夷劃分為“化外人”和“化內人”兩種，化外人，“謂聲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製法不同。”顯然他們不屬於唐朝“國人”，是外國人；化內人，《唐律》沒有解釋，顧名思義，即“歸化”或“歸附”唐朝的周邊各族，則應當屬於唐國內的少數民族。唐朝對化內人，一般設羈縻府州進行管理。由於羈縻府州“叛服不常”，所以“化內”、“化外”往往是不很固定的，當其“臣服”之時，屬於“化內人”；而當其“叛離”去後，便變成了“化外人”。

對於“化內人”，唐政府又根據其居住地點的不同，將他們區分為“在蕃”和“入附”兩種。所謂“在蕃者”，即仍居住在原地者，隨著他們的“歸化”和羈縻府州的設定，這些地區也就納入了唐朝的版圖；“入附者”則是遷入唐朝境內者，唐一般設僑置羈縻府州進行管理。唐玄宗開元五年曾下詔：“今諸蕃歸降，色類非一。在蕃者則漢官押領，入附者或邊陲安置”。因此一般來說，唐王朝對於“在蕃者”的控制要鬆散一些，他們的“化外”色彩也就多一些；而對於“入附者”的控制則要嚴密一些，他們的漢化色彩也就更濃一些。

對於“入附者”，唐政府又根據其入附時間的長短而將他們區分為“熟戶”（或稱“舊戶”）和“新降”。開元九年詔：“諸道軍城，例管夷落。舊戶久應淳熟，新降更佇綏懷。……熟戶既是王人，章程須依國法”《唐六典》中也明確規定：“凡內附後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為蕃戶也”。“內附後所生子”，當然也屬於“舊戶”、“熟戶”，可見他們已經成為“章程須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