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經義別有新書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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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惠卿繼續向趙佶解釋三經新義的內容，當年王安石極力推行變法，在朝堂上遭遇了極大的阻力，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神宗皇帝，在遭遇整個朝堂的阻力後，王安石認為，唯有加強皇權，才能讓自己的新法得以推行。故而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加強皇權。

王安石解讀周禮，認為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這樣的言論自然招來很多批評，認為王安石鼓勵人君享樂，有導君之惡的嫌疑。

後世認為“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慾’，此所以誤天下，而開後來豐享豫大與享上之侈，卒啟裔夷之禍，可不戒哉！”？王安石及其新學在南渡前後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擠，一方面是徽宗時期崇尚王安石新法，童貫等人借用王安石“人主備享物極”的說法，創制應奉司，來滿足徽宗奢侈無度的要求，引發百姓和大臣的不滿，因此在欽宗上位後，在懲罰童貫、蔡京等人的同時，也對王安石的新法及其新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打擊。

而另一方面，在北宋滅亡，宋室南渡後統治者刻意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結為王安石變法把風氣搞壞了，以此來推脫自身的責任。將靖康之變歸咎於王安石和他的新學，對其進行官方層面的毀禁，甚至將三經新義列為禁書，不準讀書人學習。

呂惠卿有些無奈的說道：“官家，王荊公並非主張人主肆其欲，在《尚書新義》裡，荊公曾言：誠使為天子者澹然無營，清心寡慾，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彼諸侯者其敢肆其逸欲於下哉！”

趙佶當然知道王安石此解並非鼓勵皇帝奢侈無度，王安石認為人主節儉和備享萬物並不矛盾。正如王安石在評價漢文帝為天下守財時稱“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 非天下之正理”。

很顯然王安石透過對《周禮》中記載的天子飲食一事來說明皇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且皇帝的權力並不應該受到限制，但同時王安石也勸誡皇帝應當自己保持勤儉的習慣，這樣才能有利於國家穩定和發展。所以，王安石提倡“人君當備享物極”的目的在於確立神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並非讓神宗奢侈無度地進行生活。

加強皇權是趙佶此刻要做的事情，而王安石的這些理論，有助於自己樹立皇帝權威，加強自己的權力。趙佶不由得說道：“荊公大才，奈何天下冤之！”

呂惠卿說道：“荊公確是驚世之才，但是神宗能信用之，才是令人羨慕的。”

確實，王安石與神宗確實是一對千古君臣，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遠超他人，王安石也是竭忠盡智以報效神宗。在尚書新義裡，王安石論述了君權神授的觀點。

為了保障變法的實施，王安石極力加強君主的權力，在《尚書新義》中王安石沿襲了董仲舒君權神授的說法稱“有極之所在，吾安所取正？取正於天而已。我 取正於天，則民取正於我。道之本出於天，其在我為德；皇極，我於庶民所同然也， 故我訓於帝，則民訓於我矣”。意為君主受命於天，需要服從天的意志，而百姓則要臣服於君主的意志。

這種思想和大宋主流思想完全不同。大宋自立國以來，推崇的都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治了一百多年，北方的契丹、西北的党項、西南的交趾，讓大宋疲於應付。到這個時候，文彥博還在說：“非與百姓治天下，與士大夫治天下也！”在這麼治下去，就等著翹辮子吧！

故而王安石主張加強皇權，由皇帝乾綱獨斷，推行新法，富國強兵。但是士大夫們肯定不會這麼想，故而對王安石的學說和變法的措施加以抵制，不得已王安石準備利用自己的學說選拔人才，幫助自己變法。

當然這也是王安石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因為王安石任用小人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