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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力種難以長途運輸的易腐蔬菜供應都市、自己再買外地運來的糧食吃”現象,經過多年的發展、民間自發取經學習先進致富經驗,已經擴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級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業改名改回來了)、武昌、襄陽、宛城、薊縣、下邳、襄平、濟南,都或多或少出現了這樣的經濟形態。
這樣的民間經濟自發成長、社會分工深化,也反過來進一步反哺了“租庸調輸”法的貫徹落實。
因為“租庸調輸”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調”法,差距最關鍵就在於一個“輸”字,把運輸成本折入官價稅賦計算體系,拼命鼓勵民間自發想辦法降低運輸成本,給降低運輸成本的人讓利,擴大工商業流通。
現在每個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邊、百姓都敢於連自己口糧都不親自種了,而是賣菜後用得來的錢買糧食,這個商品經濟的發達程度,自然是日新月異,遠非當年的自給自足狀態可比。
朝廷的工商稅收稅也變得更為便利,稅基徵收系統也更為完善、徵收成本也便於平攤下去。
因為無論從事工商的人多少,每個郡縣要養活的必要工商稅務系統官吏,是絕對不會少的。
要收的稅多了、稅基大了,對於固定徵收成本的“折舊攤銷”,當然是有好處的。
而缺點僅僅只是稅務人員基本上沒有閒下來休息的時候,得天天加班,但這都是官迷們該做的。
都千辛萬苦科舉考進稅務系統了,說明他熱愛這項事業,不該加班嘛?
交通運輸和商業流通進一步強化後,另一個好處也漸漸顯現出來了:以諸葛家為代表的“物流公司”,逐步開始往全國範圍內擴充套件業務,這幾年裡,大漢終於出現了覆蓋全國的民營物流網,成本還比朝廷的驛站系統便宜。
民營物流更擅長省錢,但覆蓋率不如國營的全面、及時性也不如國營的好,這也是正常現象,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
所以國營驛站系統,未來主要還是送文書信件,而大宗物資的託運,交辦給民營就更加省錢。
互補制約之下,雙方的效率也都有保證,留點競爭空間,可以防止另一方沒了對手後漸漸擺爛、徹底墮落。
最後朝廷驛站就成了類似郵政的存在,而諸葛家的民營物流成了相當於四通一達的東西(諸葛家的產業最後交給了諸葛均。諸葛均成年後短期做了幾年官,最後棄官從商,幫姐姐分攤差事接班。)
有了這些物流系統後,在214、215那兩年裡,幷州和荊州再次遇到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時,還起到了一個之前沒想到的作用,
那就是地方上的豪強世家、指望靠著土地兼併,在荒年囤積居奇、炒高糧價趁機兼併更多活不下去窮人土地的做法,受到了一定的制約。
因為囤積糧食投機倒把這種事情,自古都是要在運輸成本高、長途運糧食不划算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的。
從桑弘羊到王安石的“平準均輸”法,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看哪兒糧價暴漲了官府得組織運輸排程糧食過去平抑糧價,或者是靠常平倉。
之前桑弘羊時代主要是靠常平倉,一直到李素的新法初期,也是靠常平倉,這個制度在原本歷史上,基本上也能一直依靠到宋朝。
現在諸葛亮等家族的民營大宗長途物流建設起來之後,就等於是再加了一道保險,把常平倉和“長途跨州郡低成本調運糧食”兩個手段結合起來。
就算出現超大規模的災荒,一個郡、甚至一個州的長平常都賣空了也止不住的那種極端情況,依然可以從別的郡、別的州運糧食過來,
而且到了當地之後,依然比世家豪強投機倒把的價格便宜,這樣就抑制了土地兼併,還壓低了土地兼併成功後的收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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