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5章 這話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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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是弊大於利，是行不通的。而華夏[***]在南巡同志和你們爺爺的領導下提出了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姓作用。按照這個推論來說，小寧剛才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他的觀點如果這樣直白地說很多人也接受不了。這裡面其實有一個誰來決定發展戰略的問題。從歷史上看，有些規劃是相當好的，比如說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一個是《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一個是《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是相當好的規劃。所以，在華夏的體制下，國家在配置資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討論發展戰略，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這可能也是華夏的一個優勢，雖然我們也遇到過很多的挫折，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決策過程，只要黨做出決策，統一思想，用黨決定的方式定下來就可以高度執行，這個政策要是對的話就不得了。”

蕭宸卻表示了對蕭寧的一定支援：“如果完全是市場化戰略控制，我覺得寧姐說的完全是正確的，但是現在不是這樣，大的層面還是應該有經濟戰略架構。但是微觀最好也要更多的市場化，我相信現在有一定的市場化程度，企業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比如說嶺南浪都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企業就做出了理姓選擇。”

蕭正呵呵一笑，卻忽然朝葉玉靈問道：“玉靈有什麼看法？”

葉玉靈本來不打算插嘴，被這樣一問，只好說：“我覺得，經濟學家們有責任幫助政斧改變現有的經濟環境，即從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轉移。在歷史中可以看見，任何一個國家在商本位佔主導的階段，就是人們生活最好的階段，gdp發展水平最高的階段；凡是在官本位的階段就一定是經濟發展最差的階段。計劃經濟的根源是零支出預算，就是我給你一塊錢，我就少了一塊。但是市場化經濟學原理是，我給你一塊錢要拿回十塊錢。現在的價格扭曲，是由於政斧主導造成的，如果不實現政斧從官本位商本位的轉型，就不可能實現真正市場化。”

蕭宸對此表示了謹慎的支援：“我們討論經濟發展戰略，尤其是看那些經濟學家討論經濟往往忽視經濟外體制的制約。剛才寧姐和玉靈所說的要素價格被低估，是市場價格低嗎？不是，是人為壓低的。如果說我國勞力價格低是因為有太多的勞務，那麼華夏土地如此稀缺，為什麼也這麼廉價？過去說浪都外來工十年薪資不長是由於勞動過剩，市場均衡工資就是如此。有趣的是當地政斧與‘批判的經濟學家’都這樣說，前者這樣說是推卸責任：市場經濟就是這樣，不怪我們。而後者這樣說則是以此來否定市場化，既然遷徙自由導致勞力湧入壓低了工資，出路豈不就是限制流動、重新束縛農民嗎？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證明：所謂的勞工廉價並非‘市場均衡’之過，而是有非經濟的因素。在我看來至少有三點：第一是所謂集體談判權的缺失。近年來華夏商會自治的步伐遠遠超過工會自治的步伐，更別說外來工連非自治的工會也沒有，面對官府、廠商與本地戶籍特權三結合的壓力，外來勞工根本不能集體談判。沒有討價還價何談‘市場均衡’？第二，現在的發展階段，農業是弱勢產業，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前幾年，農業要比正常條件下更為弱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此次稅費改革前，我國的稅收實際上是‘倒累進’的，取貧益富，農民的‘負擔率’比其他群體更大。這直接導致2000年前後糧食主產區大量土地拋荒，農民被‘擠出’農業的速度反常地加快，這樣的‘勞動無限供給’不能說是純市場現象。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視外來工，限入禁入的政策很厲害，因此當時農民工能進入的只限於很少的幾個地方，這些地方的勞動自然就‘過剩’到了反常的地步。去年稅費改革了，其他地方准入了，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