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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怎麼修改？這就要進行一定的試點。要突破法律，當然要得到批准，需要有程式。
是否能夠全面鋪開，要看試驗結果。如果不具有全面推廣價值，那麼法律就不能改。
《新華曰報》：華夏農村未來的改革，也包括整個城市化程序，會面臨哪些挑戰與瓶頸？
蕭宸：對華夏來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口問題，這始終是我們今後改革和發展不可迴避的大問題。有些專家認為，華夏的農業問題、農民問題，要靠城鎮化來解決，這是對的，我們現在也在這樣做。但問題在於，華夏的農民數量太大，如果都進城，估計產能消化不了。從現實一點的角度看，城鎮化要推進，要逐步減少農民，在華夏這個程序不會太快。而且在看得見的未來，比如說20年、30年甚至50年以後，我想華夏農村人口數量還會是相當多。
所以，我們還不能說“三農”問題就只能靠城鎮化和工業化來解決。城鎮化、工業化，一定會緩解“三農”問題。但為什麼要提新農村建設？是因為幾億人在那兒生活、生產。所以，華夏還是要兩條腿走路，一邊推進城鎮化、工業化，而且要給農民創造更好的進城條件。另一邊，還要加強新農村建設，發展新農業。
《新華曰報》：在建設新農村方面，有哪些事要做？比如流通體制改革是否還得推進，財政投入還遠遠不夠等？
蕭宸：是的。流通體制的改革，就目前情況看，應該說政斧行政姓干預並不多。比如糧食領域，政斧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保持合理的價格。
《新華曰報》：關於糧食價格還是有很多的嚴格規定？
蕭宸：不能這麼說。比如去年10月以後宣佈停止出口，前段時間發改委又做了新的調整。在那個時候，宣佈停止出口的國家很多，那是出於安全考慮，不是價格。也有人說，國際上糧食價格高，你不讓我們出口。在一段時間裡是這樣的。現在國際市場的糧價比國內低得多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斧這幾年做的就是制定一個最低收購價。我們做的就是，政斧制定的收購價，一直跟著市場價走。只要一跌下來，底下就是政斧的最低收購價，開始收購。等到相當部分糧食進了政斧的庫，供應量減少了，市場價上去了，再由市場去收。這實際是市場在定價格，不是政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均衡價格。
《新華曰報》：市場也會有失靈的時候，比如去年的通貨膨脹，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市場自發的配置，會把大多數資源配置在高回報的領域，比如房地產，而在農業等領域配置太少，供應不足，這最終導致通貨膨脹。所以，單靠市場並不能解決問題？
蕭宸：對，我覺得有道理。整個農業投資不足，是一個目前很突出的問題，比如農業的基礎設施、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等。但是我覺得，去年尤其是一部分農產品價格上漲，還不是那麼簡單。我還是贊成去年的價格上漲是結構姓的價格上漲。
去年cpi這麼漲，能看出來其中就幾個品種在漲。這些因素現在也消失了。所以，去年的價格上漲，投資結構不合理是有關係的。從去年上漲的這些產品來看，其中有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從長期看，現在的農業資源、農業生產水平，很難維持我們這樣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18億畝土地，一年播種面積兩三億畝，要消費這麼多農產品，它做不到。於是，有些產品就不得不依賴進口。漲價是國際市場價格大漲引起的。
《新華曰報》：是輸入型的通脹？
蕭宸：對。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業的投入不夠，農業生產水平低，產不出這麼多東西，於是不得不進口。一進口，輸入型通脹就進來了。
《新華曰報》：你如何評價糧食流通體制的市場化推進程序？
蕭宸：我覺得，不是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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