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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國家出大錢,組織大量的人力進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個人,或是一個書院來做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參與這件事,哪怕是掛個名,那都是跟修《資治通鑑》在編撰組上留名是一個概念。
三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最後還是由孔希路來發言。
“六經不是那麼好注的。”孔希路言簡意賅道。
六經當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經本身嗎?不好注的是統治者需要他們怎麼來解釋經義!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對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經致用嘛,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
“第一個方面,是經學義法,也就是透過給六經做注,來揭示義理與制度的體用關係,重整經學的整個體系,以資時下取法。”
“第二個方面,則是治經之法,也就是治學方法。”
這句話姜星火沒說完,但在場的人都明白他想說什麼,姜星火主張什麼治學之法?自然是實踐出真知那套。
高遜志此時已經有些醉意了,但聽聞此言,還是頷首道:“研究經學最忌諱不得本原而務循支離,實際上,若是儒學是一本書,六經就是大綱,儒學若是一棵樹,六經就是根本,其餘諸如四書之類的支流餘裔,不過是因緣而生罷了,若是正經研究經學,那就必須得確立主旨,探驪得珠,此後解經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開也。”
“便是這個道理了。”姜星火趁熱打鐵道,“儒家倫常義理百世可知,而《六經》同出一源,其宗旨、大義、禮制,皆相同,而其體制、文字,則諸經各自不同.跟這本小冊子裡畫的骨骼結構圖,又有什麼不同呢?難道做學問,不找主要的骨頭,而去尋旁邊的小骨頭嗎?”
曹端有所觸動,但僅僅是這些的話,對於他們來說恐怕還不夠,因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樣存在著風險。
他們必須搞明白,姜星火讓他們來發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麼。
而這裡面的關鍵,不在於姜星火說的第二方面的治學方法,而在於第一方面說的“揭示義理與制度的體用關係”。
嗯,燕國地圖鋪了半天,這是終於露出匕首來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當然不是通常含義上的政治制度。
事實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這個時代對於制度最標準的理解,一共有兩類,其中《周禮》為一類,即“禮之綱領”,而《儀禮》和《禮記》則是另一類,即“儀法度數”。
看起來很奇怪嗎?為什麼都是禮儀?
這並不難理解,禮部為什麼是六部里名義上排名第一的部?
而義理和制度之間,聯絡同樣非常密切。
孔希路這時候還是沒有拿定主意,這種大事,並非是三言兩語就能決定的,若是姜星火沒有一個完備的計劃,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來做六經新注,哪怕是他,對此可能產生的後果,同樣也是心裡沒底。
孔希路看著姜星火年輕的臉龐,緩緩說道:“蓋制度者,經史之樞紐,聖賢精理奧義之所由見,而世界盛衰治亂所從出也,六經以明制度為大例不假,畢竟就算《春秋》微言大義,可說穿了,還是以著書謹禍亂、辨存亡,六經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禍福,舊說多闕,今悉採備,無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敗之數。”
經史子集,經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祿,則職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則地理志也;其言國用,則食貨志也;其言司寇,則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這些東西歸根結底,都是從六經裡出來的。
“可是,要從何處立意呢?”
這個疑問,同樣是縈繞在曹端和高遜志心頭的。
是啊,從何處破題立意呢?這可不是科舉考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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