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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簡單短暫的試探,“擁戴哪個藩王臨時監國”這個問題,就很快收斂到了只剩最後兩個選項,福王和潞王。
這也很正常,畢竟原本歷史上,主要也是這兩人競爭,最多再加上一塊史可法後期想尊重倫常綱紀而呼叫的遮羞布桂王——但如今這一世,因為朱樹人帶來的蝴蝶效應,桂王全家都在衡州之戰中因為亂指揮亂壓榨當地明軍,遭到反噬,被張獻忠殺光了。
而瑞王等選項,也跟原本歷史一樣死了。
所以,史可法連找遮羞布權衡一下的機會都沒有,只剩了福王和潞王,退路已經徹底堵死。
在座的袞袞諸公,雖說並不全都是東林一脈,但能在南京六部廝混,多多少少跟東林都有關係——事實上,到了崇禎末期,“東林”這個概念已經被極大地濫用擴大化了,正如當年的“閹黨”,也一度被擴大化濫用。
明末的黨爭,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敵人支援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援,把另一派弄下去之後,什麼斬草除根的毒手都能下,
所以能在天啟朝當官的,幾乎都得披上閹黨的外衣,哪怕原本不是也是了。
而到了崇禎朝,隨著魏忠賢黨羽覆滅,剩下的人不是東林黨的也得裝作跟東林有點關係,最後就滿朝東林了,其實人還是那批人,無非換層皮假裝投靠了另一派系。
大家多少都有點東林的干係,自然要擔心福王為了當年他父親老福王跟光宗爭太子之位的恩怨,清算東林眾人當年力挺光宗的舊仇。
怕的並不只是清算真東林,而是怕有人藉著清算真東林的機會,搞隨心所欲的擴大化打擊。
哪怕福王跟崇禎的血緣關係確實比潞王更近一輩,東林文官也要想方設法枉顧這個事實,找點藉口出來。
史可法還算是比較有節操的,這些話他本人也說不出口。
高弘圖和徐石麒調任不久,不便出頭,而姜日廣作為禮部尚書,剛才起了高調子,也不好立刻說那些例外的話。沉廷揚倒是有點動機,但他文化水平太差,一圈看下來,也就只有吏部尚書王鐸唱白臉了。
王鐸一陣無語,只好當這個惡人,提出:
“值此國難之秋,非比太平歲月,監國之人必須有才幹,有聚攏人心之德望,方能度過時艱。福王雖倫常較近,但在藩時,忠孝賢名似乎……史閣部,還是要慎重吶。老夫執掌吏部,對藩務不是很瞭解,你們慎重便是。”
王鐸這番話,說得閃爍其詞,也是又想慫恿別人上,他又不想擔太多責任,話說一半,又說自己不是很瞭解情況,只是提醒一下,讓瞭解情況的人去具體討論。
史可法聽了後,倒是比較公允,他覺得所謂藩王是否忠孝賢明貪淫,平時也不太看得出來,拿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攻擊福王,還是有點不厚道。
雖然歷史上,史可法最終跟馬士英說過“福王七不可立”,但說良心話,大部分是別人攢局湊數的。史可法本人想到的核心理由,其實就一條,那就是指責福王還是藩王時,便“干預有司”。
雖然《明史》沒記載福王具體怎麼幹預有司了,但考慮到史可法的人品,後代研究者倒也覺得,福王在崇禎死前那段時間,多半是真的干預有司了,
畢竟從後來的結果來看,福王確實是有野心的,二來他在崇禎剛死時,就結交到了一些地方藩鎮武將的支援,如果完全不跟官場、武將結交,他怎麼可能這麼快獲得支援?
而且史上攻擊福王的那七點,唯有這一點是史可法親口親筆指出的,要是沒有點根據,史可法犯不著這樣糟蹋自己名聲,要是肯糟蹋,早就連另外六點一起糟蹋了。
當然,不管歷史上的福王,在崇禎死前,干預有司的具體情狀如何,這一世,因為朱樹人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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