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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普通的良民百姓,被官府管理屯墾不當、逼得鬧出抗稅起事,
那就算方以智動用武力,殺一批人成功壓了下去,那他的官帽估計也要受到嚴重影響。
也好在沉樹人不在期間,鬧事的只是投降的張獻忠舊部,這些人本來就有劣跡,所以只要能撲滅,沉樹人就可以壓住,不要往朝廷上報,權當是家醜不可外揚了。
不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事情,還是必須慎重做的,沉樹人著實重視這事兒,就跟方以智仔細覆盤了一下。
方以智也是很無奈:“上個月,這些人鬧事的起因,一來是嫌我們湖廣這邊,對於安置流民的官屯,收租比例太高了。
咱武昌府到長沙府,定的都是官府授田、安置流民自行耕種的,五五開,收五成租子,為期數年,等戰事不緊張、軍糧不短缺了,自然會降稅。
如果是此前就在本地擁有田地的自耕農,自然不用繳那麼高,只要按照正常國稅,加上朝廷定額的三餉比例收就行。
另外,對於需要種植玉米、土豆這些新高產作物的,不管是否從官府處獲取種子,都需要‘倒四六’加一成租子,官府拿六成——考慮到這些產量大,其實給農民留四成,保障他們不受其他盤剝,安心生產,也是能溫飽的,國難之秋開銷大,這也是沒辦法。”
方以智說的這些資料,沉樹人都是認可的。
明朝的正稅確實不高,加上三餉的話,如果沒有額外攤派,也不存在“權貴不交稅,攤派給沒特權的人加倍交”這種事情的話,百姓絕對都是能承受的。
畢竟要打仗嘛,不交那麼多,軍糧哪裡來。只要能把生產搞好,就沒問題。
長沙常德衡州三府,畢竟今年剛遭到過張獻忠的大屠殺,人口至少減半,就會空出無主之地供官府分配。
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好歹上面沒有地主盤剝了,個人自耕農直接把租子交給官府,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所以,沉樹人捋完這些資料後,也是暫時沒能想通:“僅僅這個徵稅收租的比例,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這也太匪夷所思了,官府好歹還給他們提供了一些農具,讓他們能儘快生產呢。難道他們原來做百姓的時候,承受的租子會明顯比這還少?”
方以智嘆了口氣,一副“果然你也被矇在鼓裡”的表情:“所以說,問題就出在這兒——後來平定長沙亂賊之後,我多方查問,深入瞭解他們早年在陝西、河南的民情,境遇,才知道。
在陝西和河南,國稅和三餉固然是不會少的,而且因為流民多了,留下的人少,就會被攤派得更狠。所以,在陝西,一個貧農要交給朝廷和官府的部分,只會比我們這兒更多。
但是!在陝西,自從天啟年間開始,甚至是早在萬曆末年,貧農如果是租種地主的田地,他交給地主的那部分租子,已經比南方還低了!而在南方,正常情況下,百姓最大的負擔,其實是無地農民給地主的那部分,給朝廷和官府的應該是小頭。”
沉樹人大吃一驚:“怎麼可能?難道陝西的地主良心好,收的租子能少那麼多?然後這些人在陝西見慣了‘仁慈地主’,到了湖廣就受不了了?!”
沉樹人覺得非常匪夷所思,這個說法絕對是超出了他的直覺。
方以智搖搖頭:“當然不是靠‘仁慈’了,天下哪有那麼多仁慈的地主豪強,靠的就是陝西自萬曆末年,就人口流亡餓死嚴重,漸漸地廣人稀。
豪強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戶不跑,只好減租子,吸引別的豪強地主手下的農民來種自家的田,於是地主之間互相競爭,農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來越低了。萬曆末年,陝西還只降到農六地主四,崇禎初年就已經進一步降到農七地主三了。”
沉樹人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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