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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非常有名的。很多兩榜進士出身的科道官員,自己數學賊爛,到了地方上,算賬收稅就只好靠紹興師爺。
以至於當時紹興府餘姚縣,那是出了名的全國數學最好的地方,各種鑽空子避稅以及識破避稅的手段,最開始都是從餘姚人圈子裡冒出來的。
如果那個時代偷稅漏稅的會計也要坐牢,那牢裡至少八成的會計是會稽人。
而姚啟聖聽攝政王居然如此抬舉,還調查過他的籍貫,頓時愈發精神抖擻,準備一展所長:“殿下日理萬機,竟還知曉學生鄉籍,禮賢下士之德,古今無匹!學生實在銘感五內!”
朱樹人一擺手,示意對方不必來這套虛的,很快就切入正題:“今日不敘虛禮,孤沒那麼多時間。
既然你在溧陽縣表現卓異,那你倒是說說:這工農分籍廢丁之法,如今試行下來,可還有細微不當之處對於可能出現的反抗,又當如何處置。”
姚啟聖知道機會難得,倒也沒有藏掖,他來之前是做好了功課的,所以深呼吸了一口後,堅定地說:
“學生以為,自古變法涉及財稅利益,要麼不利於官,要麼不利於民,兩者擇其一,才較易成功。若是官民兩不利,唯利於君,那便是韓非之法了,太過理想,而難以落地。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今人主之於法術也,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浮萌趨於耕農,遊士危於戰陳。其反噬必重於‘刖兩足’。韓非借卞和之口所言,不得不慎吶。”
姚啟聖這番話,倒也略微有點掉書袋,但朱樹人也是兩榜進士出身,所以並不存在理解障礙。
理想主義的變法,最怕的就是想一步到位,然後同時既得罪了朝中大臣士紳,又得罪了人民群眾,最後只對皇帝一個人有好處,那就容易被反噬。
商鞅韓非這些人全都不得好死,急於求成起碼佔一小半原因。
不過朱樹人並不覺得自己有同時得罪所有人,所以他不動聲色地問:“你何以覺得此番變法,有同時得罪士紳和百姓此法明明是利於百姓的,徹底廢除了農籍百姓的丁稅,卻絲毫沒有增加負擔!多繳的錢糧也是替代他們原本該服的徭役的,怎麼看負擔都是隻減不增。”
姚啟聖委婉地說:“殿下仁德愛民,學生豈能不知,但是殿下所定‘農籍百姓田畝下限’之法,今年雖未正式實施,可將來終究是對田地較少的自耕農負擔加重的,類似於倒退到了兩晉南北朝的佔田制、均田制。
佔田制均田制下,也是朝廷核定每個丁口理論該當佔田多少,並且按該理論值納田賦,只不過當時指標較高,魏晉時為正丁佔七十漢畝,唐初佔四十唐畝,摺合今日大明面積,也約有二十畝。
殿下所定下限,只是比唐人寬鬆了一半,同時對上限不加封頂,多佔多納、履畝而稅。但說到底,這個下限原為大明此前所無,無知百姓未必能領會殿下的良苦用心,一旦有怨聲,又被士紳利用,形成合力,恐怕不易各個擊破。”
士紳是肯定有人會反對的,因為大明原先不用士紳納糧服役,現在至少要納糧交錢了,士紳在農業稅和代役錢上是純虧的,他們有動機鬧事,以及鼓動下面的人鬧事。
如果不給那些只有一點點田的農籍人口定個納稅面積下限,那麼農民這次就是百分百絕對純受益,不會被鼓動起來。
有了這個下限以後,家裡水田少於十畝的人,就不是純受益了,得掂量掂量。或許如果只有五六畝七八畝的話,也還能跟變法前勉強持平,因為多計徵的幾畝田的糧賦,大約能跟免掉的人頭稅相當。
但如果全家一男一女兩個成年勞力、兩個未成年勞力,總共田數少於五畝,按照新法依然堅持保留農籍,應該就會小虧。這些人,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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