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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駱知祥心動。古時士人,所求最大不過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博個封妻廕子,自黃巢之亂後,天下士人幾乎都已經看出瞭如今已是末世,正是群雄四起,逐鹿中原的局面,也紛紛在其中選擇真主,駱知祥也不例外,聽到呂方發問,給自己倒了一杯酒,一便啜飲一邊思忖。一旁的高奉天低聲吩咐婢僕撤掉几案上的殘餚,換上熱茶。

過了半盞茶功夫,駱知祥突然抬起頭來,道:“自古治民之道,首在重農,有農則有食,有食則能聚民,方能生財亦能自保。若欲重農則有三要:一不違農時,春不耕則秋無食,是以古時征戰有時,經年苦戰,雖勝亦疲敝,必有荒年。二則人地相符,使野無曠土,人無逸夫,人、地皆能盡其力。三官府須得徵發有節,使令有常,何也?如今天下戰亂,百姓流離,此皆坐食不耕之民,食者眾而耕者寡,欲求百姓富庶,天下安堵,又豈能得焉?然百姓非不欲務農,官府盤剝過甚,小民辛苦一歲,所得不過數石,官府取其半,田主復取其半,餘者又如何能餬口,且桑麻若有出產,非一歲之功,小民無留置之心,必不願種桑植麻,無有衣食,又何以自存?呂公若欲浙東大治,須得在以上三點上下功夫。”

駱知祥所說的是中國古代五千年來儒家學說的共識,農業是一切的經濟基礎,有了足夠的糧食,才能在亂世將百姓和土地重新結合起來,才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而他說的第二點則是要求均田制,因為王朝末期,一般土地都十分集中,一方面有大量的空曠土地沒有耕作,另外一方面則有大量的流動人口,採取的解決辦法無非兩種,一種三國時曹魏採用的軍屯制,將流民以半強迫的手段固定在土地上,使之成為國家農奴或者世家地主的依附田客;而剩下的一種則是均田制,將失去主人的空閒土地和強行分割大土地主的空餘土地均給流民,使之成為自耕農。這兩種辦法都可以使土地和流民重新結合起來,達到建立經濟基礎,消滅流動人口的目的,但是第一種辦法有很大的後遺症,一方面屯田制下的農民被剝奪了人生自由,生產效率很低下,另一方面則是獲得大量有人生依附關係的世家地主本身也是大一統國家的潛在不安定因素,其實駱知祥說的“人地相符”指的便是均田制。第三則是說如何能使流民安定下來,因為古代中國的小農經濟十分脆弱,如果受到商人的盤剝則很容易破產,為防止這點,唐以前徵收的稅收都是實物形式,農民生產的布帛不但可以用來縫製衣服,還能作為通貨之用,所以桑麻對於古代中國農民來說不但是身上衣服的來源,還是貨幣的來源。但是桑樹從種植到可以用來生產有好幾年的間隔,成本很大,所以駱知祥建議呂方對百姓取之有度,才能讓百姓安心投入農業生產中。

呂方聽完後,點了點頭,思忖了片刻後,問道:“駱先生前兩條,某自當奉行,只是浙東水道縱橫,尤其是浙江,水道曲折,且海水常常倒灌進來,為害極大,須得修繕堤防,可這須得大量人力。眼下兵事甚重,且若役使士卒過甚,亦有前車之鑑,駱先生可有良策?”

駱知祥點了點頭,他也明白呂方話中的意思,先前錢繆役使士卒修築杭州城牆,結果激起了武勇都之亂,呂方趁機才奪取了杭州,此事過去才不過一年,呂方自然是不敢讓軍士去服苦役修水利。他沉吟了片刻,道:“我在宣州時,倒是有用過一個以田代酬的法子治理水利。”說到這裡,他便用手指在茶杯中沾溼了在桌面上畫了起來,原來在宣州原有一條長江的支流,年年大雨之時便衝破堤防,四處氾濫,橫流四溢,若要治理又沒有錢糧。駱知祥考察情況以後,發現那支流兩岸本是上好的水澆地,只是因為年年水災,才荒廢了成為了無主的荒地,於是他便首先宣佈官府即將修繕那支流的地方,然後將那些土地劃分成許多塊,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拍賣,並免去十年的田賦,可是有個附加條件,就是購買田產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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