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兩百六十章 講談社的惡性競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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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嶽，你覺得應當如何處置呢？”徐階問道。

“不，查辦科場案！”張居正答道：“最好是將歷年來出自講談社計程車子功名盡數廢除！”

“這，這也未免有些過了吧？”徐階一愣：“這麼多士子連個由頭都沒有便廢除功名？恐怕是說不過去吧？總得有個由頭吧？比如擅議朝政什麼的！”

“先生，你有所不知，那講談社的學生從來不評議朝政的！”張居正苦笑道。

“不評議朝政？這怎麼可能？”徐階臉色微變，他也是士大夫出身，年輕士子是個什麼德行他實在是太清楚了，若是用這個罪名打擊那些書社，絕對是一打一個準，就算他自己，也是二十出頭以後才逐漸學會慎言的。那講談社少說也有幾百個士子，怎麼能做到不議論朝政的？

“先生您想想，依照講談社安排，每日天沒亮便要起床鍛鍊身體，然後便是讀書讀到天黑，一年也就只有幾天時間可以回家探問雙親，一點閒暇都不留下，與監獄裡的苦役犯人又有什麼區別。據說有的人回家與家人吃飯是都一手拿著饅頭，另一隻手還拿著筷子寫寫畫畫，口中唸唸有詞，和發了癔病一般，您覺得這樣的人還會有精神頭議論朝政？”

徐階聽到這裡，禁不住打了個哆嗦，嘆道：“難怪南直隸的舉人裡有這麼多是出自講談社的，這般下來學問的確紮實的很！”

“而且講談社這幾年來考中了舉人的已經不少，進士的也頗有其人！”張居正分析道：“就拿今年的做例子吧，講談社中一共中了三十九名舉人，而南直隸乃是文教勝地，士子考中進士的比例一向要高於其他地區，若是以下一科京試有三百人算，講談社中這一科很可能有近十人中進士。先生，您覺得這樣的後果可以接受嗎？”

聽張居正說到這裡，徐階神色變得凝重起來。正如張居正說的那樣，明代科舉舉人這一級的名額是按照各省分配的，考生也只在省內競爭，哪怕是雲南、遼東那種窮鄉僻壤，考生也有固定分配的名額。但是到了京試這一環節，考生就必須與全國範圍內的同行競爭了，各省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水平巨大差異就體現在進士的分配名額上了。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洪武30年（1397年）的南北榜案，當時以翰林學士劉三吾、王府紀善（明代官職，主講授之職位）白信蹈主持當年的殿試，結果其所錄的前51人竟然全為南方士子，結果北方士子頓時譁然，聯名上疏控告兩名主考官都偏袒南方人（這兩人都是南方人），朱元璋便下令複閱落第試卷，增加北方士子入榜。結果兩名主考官複閱後呈上的北方士子卷子不但文理不佳，而且還有犯禁之語。於是有人上告說劉、白二人故意上呈陋捲來掩蓋自己的營私舞弊。勃然大怒的朱元璋將劉三吾流放，又將白信蹈和牽涉其中的二十餘名官員凌遲處死。自己親自主持殿試，另外選拔了61名北方士子，被稱為北榜，而先前的51南方士子被稱為南榜。由於先前選錄的51名南方士子是在春天，後來的61名北方士子是在夏天，所以這又被成為春夏榜案。但其實並非當時考官搞地域歧視，只是明初的確南北巨大的經濟差異帶來的教育差異，其後雖然明朝竭力在科舉中透過劃定名額的辦法來削弱這種地域詫異，恢復全國的政治平衡，但佔據經濟優勢的南方諸省士子在科舉中依然佔據著越來越大的優勢，到了明中晚期這種優勢更是越發明顯，以至於出現了東林黨這種現象。而徐階和張居正兩人自己就是典型的受益者，所以他們比其他人更清楚經濟優勢在科舉競爭中能夠發揮的巨大作用。像講談社這種背後有著強大經濟支援的書社，如果不加以限制，就相當於北京四中、人大附中這樣的超級中學，採用衡水教育法，和一群不提供義務教育，依靠私塾教育的普通家庭在一個考場進行競爭，其結果必然會對大明的政治平衡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