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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為了揚名。到了明代中葉,雖然朝廷採用了一切儘可能的辦法來加強科舉的公正性,但各種考試外的因素還是越來越深的影響了科舉。士名就是其中之一,享有盛名計程車人在參加科舉考試中佔有很大的優勢,考官也希望將這些擁有盛名的考生攬入自己門下。因此許多士人都前往兩京、江南等文風鼎盛的地區與其他士人交流,以博取盛名。而若是吳伯仁這本書印刷出來,他除去可以得到文名之外,還可以得一個知兵的名聲,畢竟他可是親眼目睹了周可成平定大寇曾一本,要說有“贊畫運籌”之功也不是說不過去。眼下倭寇乃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有了這個“知兵”的名聲,不光是科舉可以佔便宜,就連將來授官,升遷都是一條好路。
而周可成則想的更多一些,他前世沒少和人在軍事論壇上打嘴炮,大家吵到最後都會說“拿乾貨”出來說話,這個“乾貨”就是原始史料。這樣一來就是有寫回憶錄的一邊佔便宜了,說白了即使是歷史上著名的戰役,在史書裡面也只有短短几句話而已,具體的細節是不會有的,只能倚靠當事人自己留下的回憶錄,所以後世的歷史學家或多或少都會採信回憶錄裡面的內容,何況有些年代久遠的史書早已散失,後世的史書只能把流傳下來的內容照抄一遍。於是就出現了能打的不如能寫的,能寫的不如有筆桿子替他寫的。
比如漢武帝時代最出色的將領無疑是衛青和霍去病,但有太史公這個大文豪粉絲,飛將軍李廣的名聲遠遠凌駕於這兩位之上;曼施坦因的那本《失去的勝利》從頭到尾可以“一切都怪小鬍子”這七個字來概括,因此在後世的軍事論壇也得了個“曼不群”的雅號。這一點在古代西方將領倒是有淵源,將領身邊無不帶個書記官,替其整理材料下野後就寫戰記流傳後世,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就帶著一票知識分子,留下了豐富的原始資料,後世阿里安就是根據這些材料寫下了《亞歷山大遠征記》;小西庇阿的密友兼書記官就是著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波里比阿,他的著作《歷史》裡面就把第二次和第三次布匿戰爭中的大西庇阿和小西庇阿吹上了天;筆桿子好而且有時間的乾脆自己操刀,其中的翹楚就是凱撒的《高盧戰記》和《內戰記》,;色諾芬的《萬人遠征記》、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也算得上這種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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