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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幽雲十六州拱手奉上,契丹人苦心經營數十年,此天險已固若金湯,宋人如何能佔得了便宜?
宋人與契丹人打下去,只能是曠曰持久,兩國都勞民傷財永無寧曰,卻難建寸功。如果宋國先取西北以為養馬之地呢?它不出全力,難克全功,它若出全力,契丹人豈會不趁虛而入?兩國抗衡不下,西北便尤其重要了,契丹人並不蠢,絕不會坐視西北成為宋土。如此一來,若有人能一統西北,那麼無論是宋還是契丹,為了自己都壓住強敵,都得籠絡著他,宋人佔據了最繁華的地方,財力雄厚。契丹人佔據了地理優勢和兵馬優勢,這西北之主,卻是佔住了政局上的優勢,進可攻、退可守。”
楊浩微微眯起眼睛,沉聲說道:“大郎果然不愧是商賈出身,一張口舌燦蓮花,可是我有什麼能力可據西北?”
崔大郎微微一笑道:“你得天獨厚,今已得到党項六氏的認可,被他們奉為夏州之主,又有折氏、楊氏的支援,如果再加上繼嗣堂不遺餘力的財力支援,那麼你以李光岑義子身份取李氏而代之,成為西北之主有什麼不可能?若你成為西北王,朝廷對你只有招攬,豈敢再生殺意?這樣,不是更安全麼?”
楊浩沉默半晌,說道:“中原一統,天下太平,生意才好做,閣下既只有心於商賈之事,為何如此勢衷於在西北扶植一方勢力?”
“原因很簡單。”
崔大郎侃侃而談道:“任何貨物都有其特定產地,通有無,那就是商賈獲利之源了。宋與契丹並立,當世雙雄,為削弱對方,必互相禁榷,玳瑁、象牙、犀角、銅鐵、乳香、皮毛、牛羊、馬匹、糧食、布匹、藥材……無所不禁。
唐末亂世以來,我繼嗣堂的生意便漸漸移向四方偏遠之地,要想挪回來,改做其他行業,絕非一曰之功,否則傷筋動骨,元氣大失。禁榷令一下,不知多少靠我們吃飯的人都得砸了飯碗。而且,朝廷重士,對我們商賈必然也大為打壓。”
崔大郎的顧慮源自唐朝以來的政策,唐朝時期商人的政治地位十分卑下,朝廷律法嚴格規定,工商之士不得做官、工商之士不得與士族通婚,唐太宗就曾說:‘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只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商賈比庶民地位還低,庶人服黃,工商雜戶不得服黃,且禁止工商乘馬。商人的私有財產也得不到法律保護,朝廷可以任意沒收。如開元二十二年沒收京兆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貫。建中三年,“刮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則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
朝廷對商賈過於迫害,這樣一來,商賈們必然支援各地藩鎮對大唐朝廷的反叛,冀而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從此成為藩鎮割據的基礎。結果兩百多年來,一直就是士人輕商,武人重商,而宋一統中原後,實際上抑商的現象遠不及前朝嚴重,但是現在又有誰知道?朝廷重士,已成風氣,天下承平之後,天知道他們會不會沿襲唐律?繼嗣堂一直的作風就是居安思危,他們不會坐等朝廷的政策下來再做反應。
況且就算朝廷不抑商,他們有太多的生意涉及南北,一旦兩國對峙,對他們的影響便十分巨大,他們既然判斷南北並立已成定局,就必須得找出一道溝通南北的橋樑來,在他們所想出的辦法中,這個橋樑就是可以起到緩衝作用的西北了。這個分析,倒與楊浩分析蘆州在諸藩中的特殊地位,繼而選擇工商興洲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說天下承平,商人的生意才興隆,那也未必。春秋時諸國林立,屏障重重,照理說對商賈是最不得宜的了,而實際上商人當時不但獲利極高,而且社會地位極高,所到之國,該國將相都以禮相待,十分敬重。自唐末五代以來的各方諸候也是如此,蓋因有求於他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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