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 秦統一程序的間諜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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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者，謂以邦諜之密謀輸入異國。”可見“邦汋”與“邦諜”在具體分工上又有偵察情報和反間破壞的不同側重。《六韜》也提到軍中“用間”之職:“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9]73所謂“耳目”“羽翼”“遊士”等名稱，體現出間諜活動獨有的隱秘性與靈活性。

“上智”與“謀臣”是先秦時“為間”人選的主要來源。《孫子·用間篇》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專門論述“用間”理論的兵家著作，也是世界間諜史上最早的專門文獻，對古今中外的間諜思想及其實踐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孫子·用間篇》雲:“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10]301《史記·李斯列傳》記載其獄中上書雲:“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2]2561所謂“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等應是間諜活動的具體內容，而“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等語則反映出間諜活動的巨大成效。《孫子·用間篇》這樣總結“用間”原則及其重要性:“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用間”可細分為“五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其中尤以“反間”最為關鍵:“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10]290—300“反間”指使敵方間諜為我所用，有將計就計的意味，但尚未上升到主動防禦的高度，可視為早期反間諜的一種手段。但史籍中對於“反間”概念的界定不如《孫子》的界定明晰，往往將用間都說成反間，專指用計使敵人內部產生矛盾與分化。在尚無專門間諜訓練的古代，如何選拔和招募間諜是一大難題。《孫子》未言其詳，後世注家則多有發揮。例如，生間“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矯捷勁勇、閒於鄙事、能忍飢寒垢恥者為之”，還應“有賢材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己知其實”[10]296。複雜多樣的“用間”任務，客觀上要求執行者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

由於間諜工作的隱秘性，用間過程中還需要時刻保持警惕，防止洩密。《孫子·用間篇》特別強調:“故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10]296—297有學者回顧中國古代間諜史，將其總結為十五種:“竊聽、通訊、密碼、代號、秘語、暗器、毒藥、摹跡、密寫、化裝、查驗、偽造、判析、拆封、密藏。”[11]414—457秦漢典籍所見較多的是竊聽技術。例如，范雎初見秦王，“左右多竊聽者”，其中可能就潛伏有敵國間諜，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2]2409《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寫道，主要活躍於秦惠王時期的政治家甘茂(一說樗裡疾)曾運用“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的特殊方式刺探國君與大臣之談話內容，“鑿穴”“道穴聽之”等竊聽手段使其能夠探知政敵與秦王的“隱語”，並最終以此除去競爭對手。[12]319—320《墨子·備穴》記載“鑿穴”人員選拔與裝置情況:“令陶者為罌，容四十鬥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所謂“穴聽”的具體設定:“戒持罌，容三十鬥以上，狸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13]561—562類似技術可能在秦統一過程的“用間”活動中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