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3章 假監國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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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滅亡的原因很多，但究其直接原因，其實就是財政破產，吏治腐敗。

而導致財政破產的直接因素便是寬宥士人，皇權對民間經濟活動掌控能力太微弱，甚至堵不住朝臣的悠悠之口。

嘉靖皇帝要禁私鑄劣錢，一個罷市就能讓禁令不了了之。萬曆要徵收礦稅，鬧得雞飛狗跳，官員鼓動市民打死收稅人員，文人利用手中的筆桿子口誅筆伐，萬曆頂著與民爭利的臭名，最後二十多年也不過才收了幾百萬兩而已。

飽讀詩書的大臣天天嚷嚷著要屯田，然而真正要屯田，卻沒人敢放手實施，怕被辱罵，甚至會因此被罵為“投獻”，是獻媚國家，是品格低下的表現。

萬曆時期河南巡撫董應舉自述為了屯田，面對地方官員的刁難阻撓，忍氣吞聲，“雖唾面受侮，而怡然甘之”，“自傕輿皂，自給材官，買地納糧，無異莊長。”地方士紳則愈加氣焰囂張，“指屯地為投獻，虐屯佃以非刑”。

崇禎皇帝即位後，罷廠衛而舉東林，這種情況是愈演愈烈，以兩淮鹽稅為例。

天啟元年，因遼東建奴事，朝廷加強了對鹽政的管控，天啟帝崔呈秀任淮揚巡撫，其在任上大力支援兩淮鹽法道袁世振改革鹽法，執行綱鹽法，僅僅天啟元年的鹽稅收入達二百五十萬兩，為明朝自建國以來鹽稅收入最高的一年。

自天啟元年至天啟七年，朝廷僅依靠兩淮的鹽稅，就收入達兩千餘萬兩白銀。

天啟七年，朱由校大行崔呈秀倒臺，東林黨首領、北直隸通州富商李三才接任淮揚巡撫後，明朝兩淮的鹽稅收入當年便急跌至不足一百萬兩，並且逐年遞減，至崇禎十三年，兩淮收繳的鹽稅已不足五十萬兩，也就是說自崇禎元年至崇禎十三年，光是兩淮的鹽稅就被貪汙了兩千餘萬兩。

朝廷歲入的日減，這令崇禎不得不增加了剿餉、練餉，但是這樣的攤派並不是從地主士紳手中收上來的，而是分攤給了真正以農業為身的百姓，這才是明末農民起義的主要誘因。

而且崇禎帝依靠三餉，收繳上來的錢糧並沒有用到士兵身上，按明朝定製，普通邊軍月俸八錢、米一斛，明末關寧軍的月俸則為一兩四錢，騎兵一兩八錢，米一斛，理論上這樣的軍餉，是足以養活邊鎮計程車兵的，但這個錢糧卻又被貪官汙吏們颳了數成，甚至有的邊軍成年的欠餉，這導致了大量計程車兵不得不成為軍頭的佃戶，戰鬥力極劇下降，在面對東虜時幾乎是每戰必敗，每戰必大敗，面對比他們弱小的流寇時，各將亦懷自保之心。

楚軍如今攻取金陵，閩浙蘇松新附不久，如何處理和蘇浙士紳之間關係就成了馬仲英面臨的一個最重要問題，不可否認，江南計程車紳集團中確實有部分憂國憂民的正人君子，但絕大多數依然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用這些人，只會導致新的大明朝堂烏煙瘴氣，但若不用這些人，那楚軍想要重新獲得江南人望可就難了，甚至會把這些士紳逼到可以給他們官做的滿洲那邊。

“大帥，江南初定，據湖廣那邊傳來的訊息，說偽帝康熙已然統大軍駕臨武昌，而喇布和嶽樂又準備在揚州和太平府兩地組建什麼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意圖將我軍擋在江左，屬下以為這個時候對蘇浙計程車紳還是以拉攏為主，否則若是內生掣肘，外有強敵，那可就不好了。”

大都督府行轅內，內閣首輔金光祖正小心翼翼地向馬仲英闡述著他對江南士紳集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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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拉攏？難不成讓他們坐享其成，直接入朝為官，你可知道四十年前就是這幫人開門迎接清軍進城的。”

同在行轅的大都督府參政佟養鉅笑道：“大帥勿憂，當年清軍入關後，多爾袞於順治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