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取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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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其如人也，士為其首，農為其身，工為其手，商為其足。倘只餘士農，則其人不可行動，不可作為，乃與人彘何異？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蕩，澤被天下，惜農憫農，制誥以訓。天下社稷，歷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終以重農憫農為要，誠推歷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農為祖宗法度，卻獨不以興修水利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問及各衙，其必曰：太倉不足用矣，固不得大興。

又問：太倉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濫用，民財不可盡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為大謬不然！”

奏疏寫到這裡，高務實該鋪墊的東西已經鋪墊完成，接下來就要開始“上乾貨”了。

“臣察前宋蘇轍《收支敘》中，乃有元佑初年其戶部收入數目，其言：‘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並言未破應在及泛支給賜得此數)；綢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谷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

經臣及同僚折算，當時金一兩約值十貫錢，四千三百兩即值四萬三千貫錢；銀一兩約值一貫錢，五萬七千兩兩即值五萬七千貫錢；綢絹每匹約值一貫半錢，一百五十一萬匹即值二百二十六萬五千貫錢；米穀一石約值一貫錢，二千四百四十五萬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萬貫錢(注：此處折算標準參見程民生《宋代物價研究》），合計約兩千六百八十萬貫。再加上加上按緡錢徵收之稅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萬貫，總數約為七千五百萬貫。

七千五百萬貫本以堪稱鉅額，然此即為元佑初年前宋之歲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財務一分為二，一為戶部左曹(元豐改制前為三司)所統率，由轉運司、州縣主官、市鎮稅官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其掌田賦、商稅、酒稅、常貢、徵榷之利；

一為戶部右曹(元豐改制前為司農寺)所統率，由提舉常平司、州通判、縣丞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掌常平、免役、坊場、坑冶、河渡、山澤、地利、榷貨、戶絕沒納之財。

而前宋左曹隸戶部尚書，右曹不隸戶部尚書，因此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而蘇轍《元佑會計錄敘》中則又言：‘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

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萬貫錢，不過戶部可以會計之正賦歲入，而戶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計其內。如此觀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歲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聖明，獨不以為異哉？”

說上乾貨就上乾貨，高務實在這裡比較了一下宋明兩代的財政收入——他雖然只說了宋朝，但皇帝當然知道本朝歲入，是以不必多說。

至於結果，當然是觸目驚心，以至於高務實用了“不啻十倍”來形容。接下來還沒完，高務實又繼續例證宋明兩代財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後再從各項生產指標如鐵器、糧食(大致估算的產量)、布帛、絲綢等產量來證明實際上大明的“生產力”實際上反而超過前宋。

不過這一切都是為了引出另一個要素，他疏言：“故前宋歲入約一億，而其田賦折錢僅約三千萬貫上下(其中實物徵收的米穀2445萬石，折錢徵收部分未知，但數目不會很大)，比重不過三成而已；非農之稅款多達七成。故臣言：兩宋之富不在農而在商矣。

然或曰：我朝寬民愛厚，所以行此歷代未有之仁政，此正聖人之所倡，汝何以兩宋苛政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