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新鄭新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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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認為北方商人的問題好解決，而南方商人的問題不好解決，並不只是因為他有把握說服北方商人的核心——晉商商幫，這裡頭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南北商人所從事的商業貿易在很多方面並不一致。

北方商人做得多的大抵是大宗糧食、食鹽、棉布、皮毛、人參(女真產)等貿易，後期由於俺答封貢以及京華的介入引導，又將牛羊、馬匹等貿易納入了進來，而京華本身除了也參與以上貿易之外，還有大量的鐵器(包括軍工)、船舶、水泥、香皂、瓷器等。

而南方商人除了在糧食、食鹽、棉布、瓷器、船舶等方面與北方商人有所重疊，其餘如絲、綢、絹、帛(有區別)生產、織造(成衣鞋帽加工業)、印染、紙張製造與印刷(書籍)等行業都是北方商人較少涉足的專案。

可能有看官要問了，這些差別與雙方是否願意繳納商稅有什麼關係？憑什麼高務實認為北方商人好說服，南方商人不好說服？難道北方商人的覺悟就比南方商人要高一個層次嗎？

當然不是覺悟問題，這裡的問題在於繳納多少。

此前已經說了，商稅要不要繳納、如何繳納等問題，不是沒有學者、高官討論，事實上討論非常多，只是搞來搞去沒有形成定製。

以高務實這個穿越者來看，明代對於商稅最具代表性的討論，大抵逃不出邱濬與王夫之的兩種不同意見。

支援“關市不徵”的有邱濬等人，贊同徵商觀點的有王夫之等人。

邱濬這人之前介紹過，他是提倡抬高商人地位的，但在這個問題上他主張沿襲古人之禮，擁護“關市不徵”。

他自相矛盾嗎？那倒不是，因為他認為古代對“市肆”採取租稅制度是“抑商之政”，認為古人立關市之本意是“其意惡人逐末而專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

意思是說，古代設關市是為了規範和管理商賈，部分的徵稅也是以“抑商”為目的，並非為了獲利。而“後世則專用之以利國，非古人意矣”。因此，他提議提高商人地位，卻不同意全面徵收商稅——南方商人現在非常支援他的這種主張。

但其實高務實知道，邱濬的“關市不徵”並非是徹底的、完全的不徵。

高務實對邱濬的著作頗為了解，邱濬曾說“民種五穀，已納租稅，無可再賦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徵算，故商賈貨賣於關市也，官可稅之。今民既納租於官倉矣，而關市又徵其稅，豈非重哉？此不獨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實並不是“不徵”，而是不能“全徵”，這裡頭要有區分。比如說糧食，農民本就交過租稅田賦，他拿去市場上賣餘糧，你還要再找他納一筆稅，那你這就是重複徵稅，不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高務實同意這個觀點，而且認為不僅是糧食不應該“重複徵稅”，包括棉布之類的民間生活必需品也應該做到低稅，甚至最好能免稅。

但他不能只考慮一個人的觀點，王夫之雖然現在連人都還沒出生，但他主張的觀點並不是沒有人提出過，而且高務實本人也知道那些觀點。

王夫之持什麼觀點？與實學派的邱濬不同，更偏向於“道德實學”的王夫之(但不能認為他是心學派)有著更傳統的抑商態度。他認為“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為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為己極者……夷狄資商賈之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

正因為他主張抑商，所以他在其著作中崇尚劉邦“困辱商人”的觀點，並認為“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制”。

不過呢，他又承認商賈是經濟領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人(包括商人)都有繳納賦稅的義務，“不論客戶、土著、佃耕、自耕、工商、